4月21日，北京，一名男子从癌症旅馆旁走过。
1月11日，癌症旅馆外挂着洗过的床单和被褥。
6月22日，黄阿姨展示自己的CT扫描片。她在2013年被诊断出直肠癌，从那时起为看病已经花费超过27万。
“我国医生数量缺乏，医疗资源向大城市集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对记者分析，“医生数量不能大量增加，基层地区医生的（行医）质量不能普遍提高”又与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医生收入改革、医生就业制度、医生能否自由执业、医疗定价等一系列问题相关。
对55岁的旅馆老板娘何淑静来说，只要医院不倒，一直有患者，她的生意就在。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距她的旅馆不足500米。何淑静通过手机来电识别房客的来处，每个房间住着几个人，谁得了什么病，她一清二楚——比如，10号屋以前住着一个双眼皮大眼睛长头发的河南姑娘，“特漂亮，得了白血病。”化疗时，姑娘的头发直往下掉，何淑静劝她把头发剪了。后来，姑娘剃成了光头；还有一位来自山西的女教师，得了乳腺癌，在旅馆的监控视频里不时能看到她在打扫，她不喜欢别人把她当病人。
何淑静见过各种各样的患者：脾气暴躁的，不听医生嘱咐的，离开后再也没回来的……但这些房客差不多可以全部归为一类——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属。
他们在这里等待，等待一张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疗方案。
北京聚集了全国的优质医疗资源。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统计和抽样测算显示，2013年北京市内三级医院外来就诊患者达3036万人次，外来就医流动人口日均70万左右。“这个地方人都在求生”
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出发，步行5分钟左右的时间，穿过公园，铁门，小区，拐几个弯就到了这片家庭旅馆。
清一色的自建平房，刷得灰白的墙壁，或是红色的砖墙裸露在外。
胡强在房间发了一会儿呆，便开始算账：路费来回600元，这里住3晚240元，加吃饭要1000多元，打了两支药又是200多元，“这一个月得好几千块钱”。
算了一遍，他沉默不语。生病的一年多里，他很少和家人说话，也不喜欢和旅馆里的其他人交流。
2015年9月末，59岁的胡强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癌，河北承德老家县里的医院治不了，女儿胡梅带着他到北京看病。“这边的医院才有法儿。”他看上去很疲累，吐出的每个字都伴随着沉重的呼吸声。
紧邻着的另一个过道入口处，沈君正在厨房里给妻子煮清水面条。半年前，他带着妻子住进了这家旅馆。妻子得了黑色素癌，北京只有这家医院有相关的科室。
第一次带妻子到北京看病，沈君先是住在医院东边的旅馆，一晚180元，后来有人建议他住到南边公园的这家家庭旅馆。“有这个房（旅馆）给看病的人解决不少问题，跟前没这个房去哪里住去？这里算是最便宜的了。”沈君说。
他和妻子的对面房间，住着来自内蒙古的谢妙夫妻和她的父亲，房间一晚70元。刚开始，他们打算住二楼50元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谢妙腰疼，爬楼梯艰难，最后只能住在一楼。
今年8月11日，中秋节前几天，谢妙腰疼得厉害，后来到赤峰市医院相继做了CT、核磁、病理穿刺，结果为转移性腺癌。
“天啊，怎么可能，30多岁，癌症怎么会这么早发生到我的身上。”拿完报告单，她忍不住哭起来。“天天想着是误诊，寻思老天爷跟我开个玩笑呢。”
第一次来的时候，沈君房间的隔壁住着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病友林妍，林妍只有22岁。渐渐熟悉以后，两家一起搭伙做饭吃，有次聊天，林妍问沈君：“你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吗？”
沈君摇头。
“这叫癌症病人的‘求生岛’，这个地方的人都在求生，我也在求生。我给取了个名字，叫求生岛。”“不希望癌症旅馆被关注”
这片自建房共有六七家私人旅馆，住客多数是看病的患者和家属。外来者很难在这听到笑声，相反，传出来的有时是呜呜的哭声，有时是争吵声，还有病痛发作时的呻吟声。
旅馆老板娘何淑静见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江苏人何淑静24岁初来北京时，就住在这里。那时她在北京安贞医院里打扫卫生，“我啥都做过，只要是不违法的能养活孩子的事。”何淑静说话嗓门大，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一头卷曲的短发，脖子上挂着一个方型的小包，里面是她收来的房费和各种收据。
她是“二房东”，每个月要给房主交4万元的承包费。她并不是这儿最早开旅馆做生意的人——在中国最有名的肿瘤医院旁，这片房子却没有名也没有街道号，一群不愿拆迁的居民把这里出租出去，有一家人开起了旅馆，其他几家陆续也做起来了，接着他们联合起来，制定了生意规则，井水不犯河水，“病人有需要，我也能糊口。”
“我们这没有手续，要有手续你去住宾馆，这一片都是这样，给附近的病人和家属住的。”何淑静说，家庭旅馆并没有办理过经营手续。
到这儿住宿的客人甚至不需要登记身份证，直接交钱就能选择50元至120元价位不等大小不同的房间。小间50元一天，双人间70至80元一天，三人间80至90元一天，四人间100至120元一天。
尽管没有经营手续，可能有卫生、消防、治安等隐患，但因住宿费用比外边的酒店便宜得多，又邻近医院，客人源源不断，对他们来说，便宜是首要的，要省下钱治疗：“能省一元是一元，多活一天是一天”，有人甚至不希望“癌症旅馆”被关注——担心被报道后，这些旅馆被取缔，“到时让我们去哪？”
在观察人士看来，求诊癌症患者的临时住所是刚需，政府和社会救助力量应该介入，提供正规经营、价格适中的住所；而在取代“癌症旅馆”的住所出现前，对“癌症旅馆”不能一关了之，可以考虑纳入合法经营范围，并加强监管。
每天，何淑静会不定时出现在旅馆，笑盈盈地招呼房客，或带着新的客人穿行在幽暗的巷子里。她养的小狗趴在值班室的门口，主人没有时间管它，就任它在过道里窜来窜去。“不把他们当病人看”
整栋旅馆，只有李玲一个服务员。每个月，她从何淑静那里领取工资3000元。
她的日常工作是扫地洗床单，到医院门口发广告，招人住宿。“累死了，就我一个人。”闲下来的时候，她忍不住抱怨。她只在每个租客离开时打扫一次，这会，有房客到值班室换领干净的床单，李玲特别叮嘱他别弄脏了，房客点点头，抱着床单离开了。
她在值班室看起了电视剧，剧里的情节惹得她直发笑。
三年下来，48岁的李玲学会了看客人脸色，“有的人心情不好咱不问。”她有时会抱怨某个年轻房客没有礼貌，“一个四川的男孩有病来复查，每次来都住一个月，从来不叫大姐。”和患者聊天时，她一个劲儿劝患者想开点，“啥事别往心里搁，该吃吃，该玩玩。”
她不确定自己是否会一直在旅馆干下去，“公园是新建的，还没修好，这房子是改造的，不知道会不会被拆。”
每天，何淑静的电话和微信响个不停，订房的，续住的，问地址的。她的微信里，加的好友“全都是病号”。住进旅馆的，不少都是回头客。开家庭旅馆5年，何淑静有自己的待人法则：“不把他们当病人看。”
这里的房客，有的包月，有的住一年半载。有些患者实在拿不出钱，何淑静会宽限几天时间。“来到这里实在也不容易，都得花个几十万。”时间住得长的患者，她会酌情便宜一二十元钱。
举措
上海启动病床分类管理
医院护理床位依旧紧张
在一线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租房生意最好做的几个地方中，一定会有医院的身影。不少背着沉重行李的患者和家属，正是看中这里相对优质的医疗资源赶来，而医疗资源的紧缺加上巨额的医疗开支，让这些患者和家属只能“蜗居”在医院周围的癌症旅馆。
“癌症旅馆”在每个大城市里都很常见。目前，上海市政府正尝试将小医院80%的床位转为护理床位，帮助术后患者能在医院得到护理，但床位似乎仍供不应求。
2012年，上海一名父亲患癌症晚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信，引发了社会热议。这名老师在信中表示，自己的父亲先后在两家医院就诊，不过当病情稍微稳定后，就被要求转院，将床位让给其他急症病人。当时的上海市领导也看到了这封公开信后表示：“要在癌症晚期病人的关怀上，争取在制度上有所改进。”
上海已经启动病床分类管理，将二级乙等医院床位和市中心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的80%的床位转为护理（术后早期康复）床位。同时建立二级医院支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格局，让大多数常见病、多发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诊疗分流到社区。但对这些还“蜗居”亭子间里的患者和家属来说，要住上医院护理床位，依然存在着不小的困难。
据《广州日报》、宗欣等
原标题：北京“癌症旅馆”的生意：患者“求生岛”，蜗居等待医院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