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成在指认犯罪现场时，跪倒在受害人家门前。
王伯官在端详妻子遗像。
犯罪现场，满地血迹的院子。
受害人家所在的小区。
深藏着一个秘密，29岁的宋成，近14年都活在“黑暗”里。
他不敢交朋友，怕人了解自己。他害怕白天的人群，“总觉得有人在看自己”。他不敢睡觉，怕做噩梦，学习成绩从优变成差。他频繁换工作，结婚又离婚。他想忘了自己的家乡，希望孩子不要叫他爸爸。
因为15岁时，他杀了人。
“那是我从人到鬼的分界线。”当宋成的秘密最终曝光时，他对警察说。
不久前，在家乡江苏泰兴公安局的审讯室里，这个男人一口气交代了当年杀害一位无辜女性的经过。随后，在看守所里，他14年来第一次体会到了一觉睡到天亮的滋味。
宋成并不知道，他的秘密在那座他出生长大的小城里轰动一时。在初中老师眼里，他是从来不惹事的优等生。在父母记忆中，他没顶过半句嘴。在更多同乡看来，名校“泰兴中学”与“杀人凶手”联系在一起，就足以令人震惊。
4月的南方，阴雨连绵，有些湿冷，宋成弓着背坐在看守所的审讯椅上。与外面灰暗的天色不同，他皮肤白皙，剃过的脑袋刚刚长出新发，黑得发亮。
谈话时，他会正视对方的目光，并不躲闪，有时会扯动嘴角尴尬地笑笑。
他的手指细长，像一双弹钢琴的手。因为戴着手铐，大部分时间他的两手都扣在一起，时不时张开，再用力握紧。
这个看起来非常干净的男人，冷静地说起自己的杀人动机：“让她闭嘴，我怕我爸知道”。
1 快14年了，如今已81岁高龄的报案人还记得脚下那种黏黏的感觉。
2003年5月26日晚上7点过，天刚黑，她推开邻居家的门，喊了几声却没人答应。走进院子时，她觉得有东西黏脚。在微弱的光线下，她隐约看到一片黑色的液体。
客厅敞着门，亮着灯，朱梅英立即看到，邻居家的“奶奶”躺在地板上。走近一点，她吓得怔住了，随即开始大喊。
受害人浑身是血，已经看不清面孔，身下大片的血迹一直延伸到室外。院子里黏脚的液体，正是血液。
警笛声很快响起。赵宏林记得自己到达现场时，狭窄的巷子里已经挤满围观的人，“足足有三四百”。这个当年刚刚32岁的刑警挤开一条通道，弯腰穿过警戒线。
进入客厅后，已经干了5年刑侦的赵宏林倒吸了一口凉气——死者双臂僵直，腹部、胸部、颈部、面部和四肢全都布满刀口。
根据后来的验尸报告，受害者一共中了74刀，致命伤在肺部和颈部，属于“气血性休克”。
当时正值“非典”时期，泰兴市大大小小的街道比往常冷清。偶尔有人走过，也行色匆匆。很多民警都去了车站和码头配合防疫工作。
案发的那片小区建在泰兴城郊，隔着窄窄的巷子，独门独院的别墅依次排开。一条小河从中流过，涨潮时，河水几乎与桥面平齐。在这座依傍长江的小城里，初夏的晚上总有江风吹来，夹杂着鱼腥味穿过街道。
城郊别墅命案发生后，本来就为疫情而陷入恐慌的小城更加紧张起来，有人被捅几十刀的说法在坊间流传。在人们的想象中，凶手是躲在暗处的一头凶残猛兽，不知何时就会再次扑向毫无防备的人。
赵宏林记得，为了这起案子，全市600名左右警察，出动了将近400人。他们调查了凶案现场附近几乎全部有前科的人，随后把调查重点转向了与现场一路之隔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
“那时我们都觉得‘中职’学生素质相对比较低，坏孩子多一点。”赵宏林回忆说，“17岁以上的男生全部要见面问话，15岁以上的也要查阅档案。”
泰兴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江苏省公安厅也派遣专家协助调查。赵宏林一直牢牢地记得，那段时间，在公安大楼三层的刑警大队，灯光整夜地亮着，烟灰缸里塞满烟头，他和同事在烟雾缭绕中忙着分析线索，推演案情。
一边是大面积排查，另一边，在泰兴一家破旧的招待所里，死者的丈夫王伯官正在接受警方的讯问和调查。他是当地一位小有声望的民企老板，因为有外遇，泰兴警方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怀疑的罪名是：雇凶杀人。
整座小城都被这起凶残的杀人案搅动着。根据警方多年后对凶手同学的走访，就连在泰兴最好的高中泰兴中学里，学生也惊恐又兴奋地讨论着各种凶案版本。
高一年级的男生宋成从不参与讨论。他稳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起来没什么异常。他上课盯着黑板看，下课拿出小说读，就像一个普通的高中生那样。
2 在凶案现场，血迹像胡乱的涂鸦，遍布客厅和院子。赵宏林和专案组的同事找到几个不完整的足印和掌印，还提取出几滴并非受害者的血液。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痕迹仅能确定，凶手应该是一名15～30岁的男性，同时，警方也大致找出了凶手的逃跑路线。
赵宏林的一双眼睛，扫描过许多毛发、指纹和车辙子印，这次却有些“看不透了”。这些零星证据提供的信息，并没有给案件带来多少突破。
专案组将希望寄托在了一项当时最新的技术——DNA指纹图谱。不明身份者留在现场的血液被紧急送往泰州市公安局进行检测。当时，国家公安系统内的DNA数据库还不够丰富，送检血滴透露的“密码”找不到匹配对象，不得不孤零零地待在原地，等待有一天被激活。
专案组重新回到大规模排查上，只是在他们圈定的排查重点里，泰兴中学并不在列。
案发那天晚上，泰兴中学高一男生宋成像往常一样上晚自习。这是读高中后新加的课时，他一直忘不了那晚教室里“沙沙的写字声”。他说自己越来越受不了那种沉闷，就提前溜出教室。
宋成的初中班主任张宝华至今记得那个“聪明的男孩”。在泰兴最好的初中里，他的成绩能够长期稳定在班级前5名。
他还是班里的团支书，“口才好，组织能力很强”，经常主持班会，学校晚会和歌唱比赛也张罗得很好。
在张宝华看来，宋成的优秀离不开他的家庭教育。他写好作文，父亲会改一遍，再让他誊抄一遍，交到班上就是“第一”，被老师当范文念。他痴迷看小说，父亲就给他写长信讲道理。回到家，他要先找到父亲，恭敬地喊一声爸爸。犯了错，他会跪在父亲面前。
母亲则将慈爱做到了极致。直到宋成上中学，她还在给儿子打洗脚水、陪写作业，儿子稍微显露的负面情绪都能让她落泪。
“父母要求我好好学习，好好听讲，成绩要好。我习惯性地接受他们的安排。”宋成回忆道。
因为父母严格控制他的外出时间，直到高中毕业，他能记起的最后一次在外玩耍也是小学时，放学后在河边玩石子。读初中后，“我们家不允许去同学家里玩，或者出去玩。”
“看闲书”也是被禁止的。冬天的时候，爱看小说的宋成会躲在被窝里，用电热毯的指示灯照着书，一字一字地读。
即使偷偷把一些时间花在了喜欢的事情上，宋成还是考进了泰兴中学。这所高中“二本上线率”常年保持在90％以上，当地人戏称它为“泰兴最高学府”。人们相信，上了“泰中”，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
14年后，泰兴警方走访了解到：“宋成的同学大多是博士，最低也是研究生，都在什么研究院、国企之类的地方上班。”
当时的赵宏林也和大部分泰兴人的想法一样， “只有‘好孩子’才能考进泰中，那里不可能有‘坏孩子’。”
“好孩子”宋成溜出教室，逃出校门，骑车来到学校旁边的鼓楼街。那里有不少网吧，他想上网看会儿父亲总不让他看的小说，“进入另一个世界，忘掉其他的事情”。
3 因为受害者身中74刀，赵宏林和他的同事当时怀疑，这可能是起“仇杀”案件，凶手可能与死者有很深的矛盾。专案组调查了死者的社会关系，还跑到死者老家挨家挨户做调查，都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受害者的家庭在当地称得上是“富人阶层”，“财杀”是专案组考虑的另一种可能。但随即他们就否定了这一推测：一枚崭新的金手镯还戴在死者手腕上，死者家中也没有丢失任何财物。
那时赵宏林根本想不到，那天闯进死者家中的人，正是为财而来。
溜出学校后，宋成走到网吧门口才发现，自己没带够上网的钱。当时是晚上7点多，离晚自习放学还有一个小时，他开始慢慢悠悠地往家走。
南方夏日的夜晚，氤氲着热烘烘的湿气。但后来想到当晚，宋成却记得：“我一直觉得那天挺冷的，我感觉是冬天。”
他家的小区距离案发现场只有不到300米。快要到家时，他穿过那条每天都要经过的小巷子，并在一排漆黑的院子里看到了一抹光亮。这个地方他再熟悉不过，他清楚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小城的名人。他朝着那盏灯走去，“像是被它吸引了一样”。
后来，他记不清楚，是小说里的“侠盗”刺激了他，还是因为没钱上网的尴尬，在那间院子前，他第一次有了“做一笔”的想法，想搞点儿钱。
他走到那座有光亮的院落前，爬到院子围栏外的花坛上，向内观察。忽然，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少年听见一个女人的叫喊声。他转过身，几乎与女人面对面，“不到一米”。
出于本能，他想逃走。“她还是不停地喊‘小兔崽子，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宋成回忆说，那一刻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所有的想法不过是“这件事不能被我爸知道”。
多年以来，对父亲权威的恐惧和脸面的成全让他拥有了一种条件反射：“我做所有错事，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如果被我爸知道了会怎样？”
多年以后，成年男人宋成坐在看守所的讯问室里，说起那种恐惧感，然后把脸埋在手掌里，失声痛哭。
他说这种恐惧感来自于“父亲沉重的爱”和“害怕让父亲失望的压力”。自己的每一步都要按父亲的意思去做，“任何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都会被他视为污点”。
母亲给他洗的衣服，父亲如果觉得不好，会再给他洗一遍。中学时，父亲常常请班主任吃饭了解他的情况。大学时，每学期父母都会到宿舍，为他铺上一床新被子。
“他们的举止都很端庄，为人也很正派，我爸妈最注重面子了。”他停顿了几秒，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对，最注重面子。”
在宋成的记忆中，他想和父亲亲近，“但不知怎么亲近”。他从来没跟父亲有过任何双向的“交流”。每次做错事，他不是挨打，就是要听父亲讲“至少两个小时不重样的道理”。
甚至，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做什么工作、和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这些事，都来自“父亲的安排或要求。”
“他这样会让我觉得很累，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那样做。”宋成的肩膀，披着涉嫌重大刑事案件的橙色背心，止不住地抖动着，“我必须接受这些，否则他就会很伤心。”
后来，面对父亲，他学会了“演戏”。他说自己即使不乐意，笑一笑也不过是“扯动一下嘴角而已”。
原标题：扎进命运的74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