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11日召开的中共成都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了《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送审稿），描绘成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随着2011年中国迈入“城市时代”（城镇化率超过50%），城市和区域议题日益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城市规划也成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确立了“一尊重五统筹”的城市工作新要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宣示了我国发展新方位新目标新征程，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成都“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住建部将成都列为“总规编制审批改革试点城市”，四川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要求成都“强化首位城市带头带动引领示范辐射作用”，为成都发展赋予了重大使命；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立了“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总体目标，作出了增强“五中心一枢纽”支撑功能的战略部署，为成都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立足新的时代方位，着眼新的历史担当，贯彻新的发展要求，成都市编制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全面加强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
此轮总规面向“两个一百年”和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愿景，立足国家战略要求和成渝相向发展，坚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心城市，如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主线，按照“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原则，处理好“舍与得”“增与减”“内与外” 三个关系，形成 “一个面向、两个立足、一条主线、四项原则、三个关系”的规划思路。
围绕此轮总规，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石崧接受了成都日报记者的专访。
新时代下的成都新时空坐标
“‘国家中心城市’，无疑提出了新一轮成都总规的战略方向。”石崧表示，这样的战略定位需要从全球和国家层面予以重新审视。在国际权威的GaWC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成都的位序在过去十多年得到长足进展。这也就意味着不能从一城一域的发展来看城市的未来，作为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一员，成都的职责是与重庆一同带动成渝城市群的发展，从而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共同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换言之，成都在思考城市发展战略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国家战略视野下，这是编制和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立足这个出发点，国家战略为成都发展提供历史机遇，成都发展则要为国家战略探路先行。
“而且我们还需要意识到，从现在到2035年，这是中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时期，其实也是城市从工业化完成向后工业化转型的时期。”石崧说，从此轮总体规划中可以看到，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五中心一枢纽”的核心功能内涵，正在积极摆脱以往的导向思路，转而正视成都能够为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协同等国家层面的战略导向所承载的职责与担当。“其中一个重要时空坐标的认知是，虽然成都在区域经济和地域格局上位于西部，但在城市职能定位上应该更多注重从全国层面着眼，甚至某些领域还需承载国际性职能。这是成都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传递出来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初心
石崧表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一个尊重五个统筹”的指导方针，尊重城市发展基本规律首先要回归城市的初心，也就是城市首先是作为人类聚居点的空间存在。“抛开功能性的诸多光环，成都传递给大家最深的城市形象其实是‘宜居’。成都平原数千年传承的田园农耕传统孕育了悠久的宜居环境，而这样的城市特质在当今时代弥足珍贵。”
他说，如果说工业化时代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是“People for Business”，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的发展逻辑已经转变为“Business for People”。体现在经济性上，城市的发展重心就逐渐从招商引资转变为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如今的中国城市谱系中，抛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最耀眼的无疑是有着“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和“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绵延千年的宜居环境与知识经济的时代碰撞，使城市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石崧认为，新一轮成都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城市”，正是着力于解决与成都市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相适应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而此轮成都总规坚持生活空间宜居适度，提高民生保障和服务水平，包括提高居住及其配套用地比重、建构国际标准、便捷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品质提升——“这些举措让我们相信到2035年、实现规划中制定的目标与指标后，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成都将是国际人居的典范城市。”
空间转身后的“一张蓝图”
“新功能、新导向需要新的蓝图。此轮成都总规提出构建差异化发展的五大主体功能区，推动形成‘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差异化的空间功能布局。同时提出了构建‘一心两翼三轴多中心’的网络化市域空间结构，这是成都空间格局的重要转身，将长期以来‘两山夹一城’的点轴式格局转变为多中心、网络化的都市区结构。这也符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将城市问题置于区域范畴统筹考虑的基本导向。”石崧表示，作为中国空间第四极的成渝城市群，“哑铃状+星座型”区域城市结构的背后其实是成渝两个大都市相对独立发展的现状态势。而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为契机推动东部城市新区的发展，不仅仅有利于成都城市功能在更大空间的重新配置，也是真正迈出推动成渝相向发展的关键一步。这些信号的释放，对于中国当下区域协同发展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切实践行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石崧最后建议，在下一步的规划实践中，需要重点考虑如何在构建大成都的空间格局同时，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实现合理的空间分工关系。
成都日报记者 袁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