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某上市公司高管鲍某某被指性侵“养女”一事持续发酵，再次引发公众对儿童性侵问题的关注。这并不是近期曝出的唯一1例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如果把时间线向前推进个把月，韩国“N号房”事件、上海幼儿园男教师涉嫌猥亵女童都曾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虽然目前该案件尚在调查之中，但更多人对于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暴露出的种种疑惑亟需解答：近年来儿童性侵的案件频率增加了吗? 通过网络性侵未成年人是否应该引起警示？ 被性侵未成年人维权为何这么难？面对频发的性侵未成年人案，相关制度和法律如何完善？……
孙雪梅，凤凰网副总编辑，是“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发起人，也是未成年人防性侵保护领域“老战士”。
在她看来，未成年人遭受的性侵害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随着国内司法机关以及媒体越来越重视未成年人性侵，这些年来从公共舆论的角度感觉案件变多了，但很难说现在案件和原来的案件到底哪个多。综合媒体曝光的案例看，通过网络实施犯罪的数量呈现了上升的新趋势。
kbs关于韩国“N号房”事件报道截图
2013~2018年平均每天曝光1起案件
滥用教育、管理职责会导致侵害容易实施
太平洋咖啡成都万象城店的店员小林发现，似乎一夜之间，店里陈列架上的蓝色封面《“女童保护”儿童防性侵手册（家长/教师版）》成了紧俏货，甚至有顾客会专门来问，是否还有这本手册，还有带小朋友的家长会带孩子一起看。
《“女童保护”儿童防性侵手册（家长/教师版）》，正是孙雪梅所在的“女童保护”公益项目联合太平洋咖啡在全国推出的一项活动，目的是希望每位家长在一杯咖啡的时间里，学习和了解“如何保护孩子不受伤害”的方法。
“女童保护”儿童防性侵手册（家长/教师版）
“女童保护”儿童防性侵手册出炉的背后，藏着一组冰冷的数据。据“女童保护”公益项目统计：
2013年到2018年，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件一共是2096起，受害人超过3924人。
2010年到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收到的猥亵儿童案件有7963起。
2015年到2018年，全国法院审结的猥亵儿童案件就有11519起。
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平均每天就收到6起猥亵儿童的案件，法院平均每天审结超过7起猥亵儿童的案件。然而，被公开的事例仅为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时刻在提醒，儿童性侵离我们并不远。”孙雪梅说，在儿童性侵案件持续高发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熟人作案占极大比例就是其中之一。
在孙雪梅所在的“女童保护”每年都会统计公开报道的儿童性侵案例，数据显示：
侵害孩子的熟人占比将近7成，2018年的数据是66.25%，2014年是87.87%，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是使用暴力，很多人用一些诱骗、关爱、讨好的手段，或者是综合用以上手段对孩子进行心理操控。
“教师、父母、养父母等对未成年人有教育、管理等特殊职责，这种特殊职责本来是要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但如果滥用，那就非常容易实施侵害。”
网络性侵成为新威胁
2018年报道案例中，网友为第二大作案群体
不少人对不久前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韩国“N号房间”事件记忆犹新，在孙雪梅看来，这也是这一领域出现的新威胁——通过网络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行为不断增多。
孙雪梅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女童保护”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在2018年媒体报道的317起案例中，网友性侵案件有39起，占比18.57%，是2018年度案例施害人受害人关系统计中排在第二的作案群体。
在39起网友作案的案例中，有16起是在网络聊天平台、社交视频平台等网络平台上发生的，不法分子诱骗儿童发送裸照、裸体视频、进行裸聊、做猥亵动作等。
同时，很多人觉得性侵只是针对大一点的孩子，但数据显示，2018年7岁以下受侵害的孩子150多人，占比超过2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展出的“网络茧儿”装置艺术，意在提醒儿童防范网络性侵。
“性侵儿童犯罪本身就很隐蔽，而发生在网络上则更难发现和追踪。”孙雪梅告诉记者，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孩子接触到网络的便捷度提高，让网络性侵成为未成年人遭受伤害的新趋势，利用网络性侵儿童的案例呈高发严峻态势。
“孩子年龄小，没有分辨能力，容易被对方哄骗。（施害者）从一开始的关爱，逐步获得这些东西（指不雅图像），之后就可以威胁了，孩子又害怕不敢讲。”孙雪梅说，她认为，这和青少年对危险缺乏预判以及预防教育做得不到位有关，也和文化中人们对性的避而不谈有关，这也对家长监护、平台监管、司法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应激伤害下的未成年人
不能再用普通思维去衡量
当然，不管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其他途径遭受伤害的未成年人，承受的不只是性侵害的行为，还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
“一直以来，‘女童保护’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将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自己可以提供专业支持，老师需要严格培训，并且要有绩效考核。”孙雪梅认为，未成年人性侵普遍存在与孩子、监护人缺少防范意识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提高孩子和监护人的防范意识，弥补社会儿童安全教育缺失很重要，这也是“女童保护”预防教育的宗旨。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曾经受过侵害的未成年人很容易罹患焦虑、抑郁；长期严重、持续、重复的侵害，可能会令受害人病情加重，并伴有人格改变，特别是女童，如何帮助受害者平复创伤、减少对受侵害孩子的二次伤害，是目前不少公益组织社工、志愿者努力的方向。
孙雪梅提到，在媒体曝光的很多案件中，所有在很小的年纪就遭受到性侵伤害的未成年人，性格和认知都会发生改变，不能用常人的思维来衡量，比如不少案例中呈现出的受侵害者出现反复“拉黑”帮助其的志愿者、抑郁、情绪起伏不定等等表现，很多时候她有这种反复的情绪，甚至出现说话前后矛盾等等表现，恰恰也是她受到伤害的一种表现之一。
在这里，孙雪梅提到了一个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甚至有这样的案例，受侵害的未成年人会对施害者产生依赖，也是有可能存在的，这是一种受到伤害的表现，并不是她真的喜欢施害者。”
无力感，是孙雪梅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提到次数最多的一个词。她曾经关注到一起发生在湖南的女童性侵案，当时也有专业的机构志愿者为其提供帮助，但并不代表着一定能够帮助孩子回归正常生活，这名女童后来出现受虐正常化的表现，“所以，很多事情一旦发生就是的不可逆。”言语间充满了遗憾，孙雪梅说，孩子受到严重伤害后，她的表现和认知会发生变化，再用普通的思维去衡量，是不公平的。
在孙雪梅看来，在未成年人防性侵保护领域，除了做预防教育之外，对受性侵的孩子提供法律援助也很重要，一些无法用法律渠道来维权的受侵害者需要专业人士来帮忙。因而对承担这一援助任务的志愿者们也有很高的专业要求，以及持续的热情。以“女童保护”项目的讲师为例，应征的志愿者经过培训后，通过试讲、考核等环节，才能成为讲师。
应对未成年人性侵
要从预防教育和政策倡导两条线推动
不仅未成年人不知道该如何正确保护自己，一些家长在面对伤害时也会慌了神。在“女童保护”收到的多起儿童和家长求助案例中，就有很多父母不知该如何正确应对。
去年，“女童保护”曾调查了16152位家长，仅有37.35%的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性侵安全教育。如果孩子被人教唆诱骗，在网上给人发了裸体照片、视频，2.32%的家长选择严厉责骂孩子，觉得这种事情太丢人了；12.73%的家长选择马上注销孩子的社交账号，实际上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销毁证据，给后续报警及侦查工作增加困难。
而立案难是横在受害者面前的另一个难题。孙雪梅说，“女童保护”曾接到过一些未成年人遭遇线上性侵害的求助，当志愿者协助报案时，会发现这类事件并不是那么容易立案。
孙雪梅认为，要打击类似案件，必须要从预防教育和政策倡导两条线推动。“一方面要性教育比较完善，二是健全法制。性侵未成年人是世界性难题，不管什么样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完全杜绝，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减少伤害案件的发生。”
可喜的是，近年来未成年人防性侵领域的相关制度和法律在逐步完善，这其中也有“女童保护”参与推动。孙雪梅告诉记者，截至2019年12月底，“女童保护”已在全国31个省份相继开课，培训志愿者数万人，覆盖儿童超过370万人，覆盖家长超过59万人。
在普及儿童防性侵知识的同时，“女童保护”联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业界专家，推动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完善，例如参与推动了取消嫖宿幼女罪并入强奸罪从重处罚、全面建立处理儿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询问机制等等，“下一步，我们还计划推动建立网络儿童色情的发现、预警、干预机制，我觉得需要一个统一的渠道来去反馈。”
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原标题：从韩国“N号房”到高管涉性侵“养女”， 平均每天一起儿童性侵案被曝光，仅是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