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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侮救亡 川军慷慨赴国难(2)

2015-05-17 08:07   来源: 华西都市报   编辑: 曾俊菠   责任编辑: 马兰

大声周刊

加强抗日舆论导向

在省档案馆里,保存有一份车耀先所写的《大声一年》手稿。这是《大声周刊》创刊一年之际,车耀先记录周刊在抗日风潮中一路走过的历程。

手稿上这样写道:“响应山西救国大同盟及北平各流主张,发起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嗣以不蒙各方谅解,遂而言,于是竭力帮助几位青年朋友,出版抗日的《活路旬刊》。”

川军抗战史研究专家郑光路说,早在1936年11月,在车耀先的支持下,韩天石等“民先”成员创办了抗日救亡刊物《活路》旬刊,编辑部设在努力餐内。由于《活路》言辞犀利,抨击投降言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版3期后遭到了查封。

为扩大对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打破国民党政府对新闻舆论的垄断,1937年1月,车耀先在努力餐内创办发行了《大声周刊》。自行担任社长的同时,车耀先组织“民先”成员一起,用笔名撰写了大量社论和评述,宣传抗日民主进步思想,冲破了四川沉闷死寂的政治空气,深受进步青年的欢迎。《大声周刊》一度成为四川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抗日救亡刊物。

青年团体

大力宣传抗日救国

“随着大川饭店事件爆发,成都抗日救国氛围更加浓厚,成都青年学生秘密组织了多个抗日救国团体。”张洁梅说,当时韩天石领导川大学生创办的成都“民先”,在青年学生中有着重大影响。

1936年8月,4个日本下榻成都骡马市的大川饭店,打算在成都设置领事馆。得知消息后,正在四川的中共党员张曙时立即建议刘湘,反对日本在成都设领事馆。经张曙时等人多方努力,数千群众聚集到大川饭店,反对日本的领事馆计划。现场发生激烈冲突,两名日本人在混乱中被打死,日本当局被迫放弃在成都设领事馆。

大川饭店事件爆发后,参加过“一二九”爱国运动的韩天石等人悄然来到四川。韩天石等人顺利考入四川大学,加强与进步学生的联系,通过组织读书会阅读《大众生活》等进步书刊。

韩天石同成都的进步青年一起分析当时的抗日形势,讨论如何打开成都的抗日局面。1936年10月,四川大学、省立师范等学校的16位青年,效仿北京“中华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建立了成都“民先”,韩天石任队长。

成都“民先”创立后,积极同成都各个救亡团体开展紧密合作。1937年3月,成都6个救国团体共同成立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民先”的组织下,进步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巷尾,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形成了一股推动成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力量。

著名作家,川军抗战史研究专家郑光路介绍,从1937年3月起,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已达到高潮。各救亡组织在城里、城外大搞救亡宣传。向赶场的农民宣传,发传单、贴标语、演出街头话剧。“救亡歌声震荡蓉城天空,写有抗战标语的红旗飘扬在整个城乡。”

游说川军

共同担起抗日责任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多位领导就与川军总司令、四川省主席刘湘等川军将领有过密切接触。郑光路说,朱德曾利用和川军将领的同乡、故交、旧部关系,不断游说川军20军军长杨森、28军军长邓锡侯、29军军长孙震等将领,呼吁川军担起抗日的责任,恳请“四川抗日军人,必须坚为联合”。

1935年,蒋介石的势力进入四川,逼迫刘湘将省府从重庆迁往成都,刘湘进退两难。张曙时认为,此时正是争取刘湘站到抗日反蒋立场上的好时机。张曙时授意与刘湘有交情的傅春吾给刘湘写信,强调四川在将来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劝告他“以抗日为中心的号召,造成四川为中国抗日政治的中心”,应“把省府迁到成都,脱离中央势力的压迫,与四川各军联络起来,共同保卫四川”。

刘湘读后十分感谢,并要求以后“常常赐教”。这促进了刘湘下决心脱离蒋介石的挟持,也使刘湘从中受到抗日宣传的影响。

西安事变后,刘湘得知共产党人愿意抛弃历年积怨,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颇为赞叹中国共产党“外御其侮”的大义,产生了联共抗日的意愿,先后派叶雨苍、王干青,前往延安与中共商谈合作事项。

1937年6月,刘湘派张斯可、刘亚休在桂林与中共驻桂林代表张云逸,以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通过三方会谈,达成了《红、桂、川军事协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裁军大会

变成抗日请战大会

“在各方宣传下,‘七七事变’后的成都全民抗战救亡群情激昂,刘湘川军将领更积极准备抗战。”郑光路介绍,1937年7月6日,川军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礼堂开幕。这是蒋介石准备缩减川军地方军力、削弱川军实力的一个会议。到会的各个川军将领都惴惴不安,希望不要因裁军受到太大冲击。

原本沉闷的会议开到第二天,突然传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郑光路说,刚刚还“各怀心事”的川军将领,纷纷高吼:“我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川军愿在省主席刘甫公(刘湘)统帅下,同心协力共御外侮!”裁军大会,变成了抗日请战大会。

为避免嫡系部队被裁减,为抗日之民族大计,刘湘立即主动致电蒋介石,请缨出川杀敌。为调川军出川作战,刘湘召集高级幕僚筹商多日,决定将川军编成两个集团军,由刘湘统一指挥。

1937年7月10日,刘湘通电全国请缨抗战:“和平果已绝望,除全民抗战外,别无自存之道。要求当局早决大计,甫澄愿率川军供驱遣抗敌!”

4天后,刘湘再次通电全国:“战犹有生机、不战亡可立待!”并疾呼:“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共赴国难!”

慷慨激昂

川军奔赴抗战前线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数万成都军民参加的“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在这里举行。

刘湘、邓锡侯、孙震、唐式遵、潘文华等川军高级将领身着戎装出席。刘湘慷慨陈词:“御侮救亡,是非常光荣的。我们今天热烈欢送首批川军将士出川,奔赴前线!”

整装待发的川军队伍,雷鸣般呼起口号:“为民族存亡而战,不负家乡父老!”全场掌声雷动,响起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全川民众,誓为出川将士后盾!”

邓锡侯致词说:“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保路运动是我们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战役也有四川人……我们出川抗战,要踏着川人先烈们的血迹前进。战胜,则凯旋而归。战若不胜,则裹尸以还!”

纵队司令唐式遵当场朗诵了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辛亥革命元老张澜代表成都民众,为子弟兵庄严壮行。张澜发言,鼓励川军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此次暴日侵华,利在速成,我则利于持久战……如果我们能够长期抗战,则日本国内恐慌只有日甚一日。”

欢送大会开完后,川军士兵身着破旧的军衣、短裤、草鞋,手握“老套筒”步枪,背着大刀、斗笠、背包,告别父母妻儿,分3路奔赴抗日战场。

本组报道特别顾问

四川省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张洁梅,四川著名作家、川军抗战研究史专家郑光路。主要参考文献资料《四川大抗战》

华西都市报记者余行实习记者杨力

原标题:御侮救亡 川军慷慨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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