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山泽/漫画
香港TVB的电视剧《谈判专家》中，娓娓道来的几句劝说就可以拯救一个绝望的生命；而《三国演义》中的王朗，却因被诸葛亮的言辞驳倒，急火攻心，坠马而亡。口舌，在必要的时候，就是看不见的武器。如果市井的口角之争无伤大雅，那么朝堂上的文臣之辩则可能动摇一国之策。作为掌握更多话语权的官员，从“在其位”开始，无论古今中外，都会被戴上类似职业道德规范的“紧箍咒”。近年来，网络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信息爆炸，官员们脱口而出一句话转瞬之间就会火遍大江南北，到底是一个“不小心”产生的蝴蝶效应，还是官员素质堪忧呢？
官员语言暴力“黑榜”
不久前，有媒体整理了近年来“20句官员粗话脏话狂话”，还按照内容性质归类，以下是摘抄的其中几条：
“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
——2009年6月，有记者前去采访济南市天桥区文化局局长要求解释女教师陪酒一事，该局长叫嚣道：“新华网不就是文化单位嘛，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叫我在新华网上曝光，我就叫它关闭。”
“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2009年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就某经济适用房用地违规建别墅一事采访时任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的逯军时，被其劈头一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句话当时传遍大江南北，一时间备受关注。
“要去就去(跳)五楼。”
——2009年11月5日，河北省承德市牛圈子沟镇下二道河子村村民王秀珍，来到镇政府要求解决拆迁补偿问题。该镇党委书记史国忠让王秀珍“别找我，反映也没用”。王秀珍急得大哭：“史书记，您别走，您这儿都不管了，我去找谁，要我去跳楼啊！”史国忠却说：“这我还管不了，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说完离开。
“这事归我管我就不管。”
——2013年11月26日，吉林白城市四季华城300多户业主向白城经济开发区反映物业乱收费问题，得到开发区负责人的答复：“这事归我管我就不管，爱哪告哪告！”最后，这位领导丢下一句“有能耐上中央告去”就走了。
“威胁我就是威胁党！”
——2014年1月6日，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罐子乡党委书记罗颂在接待群众来访时语出惊人，称“威胁我就是威胁党”。2014年1月7日晚，达川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不当言论属实，罗颂已被相关部门停职，接受调查”。
“国家规定是狗屁。”
——2015年5月，一段名为“任性的领导讲话”的视频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山西省古交市交通运输部门正科级干部客运办主任任长春在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道：“国家规定是狗屁，我任长春就不执行。你们把这个话记着，国家规定就是狗屁。谁提意见开除谁，谁要工资谁滚蛋。我说他谁是腐败就谁是腐败。”
官场现形“忌”
提到官场的规范和禁忌，不得不提中国古代的官箴。官箴原指百官对帝王的劝诫，后演变成针对官员的戒规。官箴多以书籍或格言警句的形式流传下来，内容十分丰富。从官员自身的修养、道德和才能的锻炼，为官应有的心态，到如何与君王、同僚和百姓打交道，甚至还包括官员的家人应如何谨慎言行，可谓面面俱到。
我国古代政治传统一大特点是人治，对官员的要求也会强调他们的表率作用，如“设官凡以为民也，而征诸民必本诸身(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治原》)。”因此官员的衣冠、容貌、言谈、举止都不可“有顷刻亵慢(杨昱《牧鉴·治本》)”。在为官的态度上，官箴认为，为官要谦逊待人，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在上不骄，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孝经·诸侯章》)。”“平易近民，民必归之(《牧鉴·接人》)。”当官员像上文的“排行榜”中那样动辄发怒时，官箴则认为应以忍制怒，“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为之事功(薛瑄《薛文清公从政录》)。”在官员接人待物方面，大体分为对君王、对同僚(上下级)和对民众三种关系，都有不同的规定。其中对民众的态度，官箴普遍要求官员体恤民众，要“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薛文清公从政录》)。”我国古代对官员有“父母官”的说法，即要求官员要爱民如子，关心民众疾苦。从官员的自身修养来说，官箴提到官员应如何在言行上自律以及律人。“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为勿为，以避其危(武则天《臣轨》)。”甚至“不会说话干脆不要说”——“万言万中，不如一默(郑端《政学录》)。”
由上可见，我国古代对于官吏的职业道德规范有着严格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和规范都明显带有封建时代人治的色彩。且这些官箴除由武则天亲自编撰的《臣轨》之外，多出自官宦之家，用以训诫后世子孙或自律，鲜有官方明令颁布，因此大多都不具有普遍约束力。
那么国外政府官员的言辞是否有禁忌呢？以美国为例，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其他公众人物，在各种媒体或社交网络上的公开言辞都要尽量保持“政治正确”。涉及种族、性别、性取向和宗教等敏感话题，都十分容易引起争议。
2015年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演讲——与其说是演讲，不如说是一场有些“高大上”的脱口秀——其间，提到一部叫做《有点黑》的电视剧，他一语双关地说：“‘有点黑’可红不了多久。”(调侃自己曾因有黑人血统而在大选中获得优势，但这个“优势”在其执政之后也没持续多久)不过这个笑话换个白人来讲，就容易涉嫌种族歧视。2003年，时任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的Rick Santorum因歧视同性恋言论引发公众愤慨，不久前这位议员宣布参加美国2016年大选，这段“黑历史”再次被民众和竞争对手们重提。
2012年，阿肯色州茶党(也称茶叶党，美国保守派政党，也有人认为茶党只是一个组织松散的民间团体，不算政党)领导人Inge Marler，因在讲演中开了一个涉嫌种族歧视的玩笑而不得不引咎辞职。玩笑的内容是：一个黑人孩子问妈妈：“民主是什么？”妈妈说：“就是白人每天工作，让我们穷人获得所有的福利。”“妈妈，白人不会生气吗？”“他们会的，孩子，他们会的。不过他们要是因为这个生气就叫种族歧视。”2014年，美国艾奥瓦州长Tom Harkin评价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Joni Ernst只是“长得漂亮声音甜”，Joni Ernst表示这是对她严重的冒犯，并认为这是对女性的歧视，“如果我简历上的名字是John Ernst(John是常见的男性名字)，他就不会这样说了。”
非口舌也
上述实例中，奥巴马的自我调侃和黑人母子的对话中的笑点和怒点对中国民众来说或许很难感同身受，甚至可能会觉得是否太过小题大做。但在有着漫长黑人为奴史，并曾爆发严重种族冲突的美国，肤色问题并不是开玩笑的好方向。官员的口不择言带来的后果往往难以想象，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或许会发现这绝不仅仅是口舌之争的问题。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教授，法律语言学专家宋北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此分析认为，官员言辞不当的社会原因比较复杂，但“最基本的原因是官员自身的素质问题”，自身的素质没有到位，就会口出狂言。“第二个就是社会的原因，一方面是官员工作生活的环境，可能充斥着粗话脏话，使其受到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官员本人可能对社会不满，有愤怒抵触的情绪。比如那个叫嚣要‘关闭新华网’的官员，很有可能他一直以来就对媒体有抵触的情绪。”
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表面上是言辞不当，实际上“这些官员们是把自己当成了官老爷，好像老百姓都是草民”，这是他们骨子里的封建遗毒在作祟。另外，造成这种现象也有体制上的原因，“个别领导干部在当地独断专行”。缺乏制度上的制约和监督。
中南大学法学院廉政与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李满春对记者表示，官员言辞不当，首先是“官员本身对自己的认识和定位不客观，而这些脏话粗话反映出的官员们的官德缺失，他们缺乏自律的观念，心中没有人民。同时，我们在制度上也缺乏对权力的制约，使一些官员狂妄自大，没有受到约束。”此外，“在选拔领导干部的时候没有真真切切地来让群众推举推荐也是一个原因。”
脏不脏，净不净
前文对官员语言暴力“黑榜”只摘抄了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不适于见诸报纸的脏话、粗话。相比这些污言秽语，“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显然不算“脏”，但其当年的影响力却令人瞠目，可见“脏不脏”并不是官场语言暴力程度的衡量标准。两者相比较，哪一种危害性更大呢？
对此，宋北平表示，单纯的脏话只是适当不适当，文雅不文雅的问题，而某些“不脏”的话则是“是非问题，是原则性的问题。”
李景平也认为，脏话可能是无意识脱口而出的，或是性格使然，“而后者反映的是官员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李满春则从影响力角度向记者解释，前者的确对人是一种伤害，但后者的狂妄自大，“是危及党和政府的权力指向的问题，涉及了一个领导干部基本的党性修养，官员言辞不当严重影响了我们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形象。”因此，李满春表示针对官员言辞不当出台相应规范是有必要的，应当对官员加强教育，重申和完善过去的良好制度，以及将党内的监督条例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形成一个监督体系，来达到政治生态文明的境界。
州官和百姓都不能放火
前不久，香港某男演员公开在社交网络上发表“港独”和攻击、侮辱内地民众的言论，引起众多网友不满，其主演的电影在内地上映时也被观众抵制而票房惨败。同样是言辞不当，官员与其他公众人物相比，会有何不同呢？
宋北平向记者表示，两者是有差异的。“官员所处的位置是社会管理者，居高临下，带来的伤害程度更严重。其他公众人物的言论影响范围更广，但影响深度不如官员的言辞。”
李景平则认为，从廉政的角度来看，官员和名人都是公众人物，言辞问题都会对他的政治生命和职业生涯造成影响，所以从这点来讲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产生的效应不同，公职人员可能面临纪律处分，而娱乐明星之类的会面临群众自发的抵制或遭到社会谴责。但理论上来讲，两者都应该谨言慎行。”
政府官员是社会的管理者，在信息透明化公开化的大趋势下，没有人可以用“不如一默”来逃避责任和沟通。如何言辞得当，这不仅是对官员个人素质的考验，也在拷问着“在其位”者为官的心态。(李红笛)
原标题：官员如何说话，这事费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