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成都迅速汇集起强大的宣传大军，“抗战文化”是中国抗日战争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成都的抗战文化宣传活动蓬蓬勃勃，文艺社团和抗战报刊活跃一时，堪称全国之冠；话剧、美术、川剧、曲艺、歌咏等文艺形式，共同发出奋起抗敌的强音，对挽救国家的危亡，有着不可泯灭的贡献，影响深远。
车耀先
旧军人变身左翼文人
1937年元旦刚过，成都祠堂街172号那家青瓦翘檐大饭馆，客人进进出出，更热闹了。饭馆正门的黑漆匾额上四个烫金大字“努力餐楼”非常耀眼，老板叫车耀先。
车耀先（1894—1946年）是大邑县灌口场人，早年在川军任团长，打仗时腿受过伤，被人戏称车瘸子。他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年岁末与友人集股在祠堂街开设了一家新型书店“我们的书店”，还在皇城坝三桥南街开了家“新的面店”，1929年5月30日更名“努力餐”。1930年夏，努力餐迁到祠堂街172号。车老板性格爽快，曾笑呵呵地对人说：我这是遵循孙中山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吃饭是为了革命。
餐馆创办时，车耀先亲笔在楼上雅座墙壁书对联：“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论实行民生主义，庶几，庶几!”
店里的“革命饭”最有名：大米加肉粒、鲜豆、嫩笋和碎芽菜蒸熟，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价格实惠。还有一种特大肉饺和杂粮饭，专门卖给黄包车夫等，在成都算是早期平民“快餐”之一。
抗战前成都流传有“要想到延安，去找车耀先”的暗语，中共地下党员只要喊声暗号：“来一菜一汤！”餐馆会为其提供免费餐饭。但一般人只晓得车老板是老资格川军军官，和大邑同乡、四川军政首脑刘湘、刘文辉有旧交情。
1931年至1939年，车耀先与朋友先后发起组织过不少文化教育类社团，如成都国语研究社、四川注音符号促进会、成都市中华基督教改进会、大声周刊社、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市分会。车耀先与朋友们还先后主编、出版过《注音报》《改进》《语言》《大声》《大生》《图存》《中国与苏联》等报刊。
1937年1月17日，车耀先创办《大声周刊》。餐馆楼上的小屋，是周刊的编辑部。3月上旬的一天，四川大学学生韩天石、王广义在这间小屋，向车耀先汇报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的情况。
韩天石、王广义是1936年2月后分别从北京、山东转学到川大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联合康乃尔等川大学生，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简称“民先”）。
车耀先声音低沉：“我们《大声周刊》的宗旨，就是要‘站在国民立场，督请政府团结御侮，强化民族意志，拥护中央抗日救亡’。”他稍停又说：“现在，成都地区救亡运动真可说是全民动员，但各自为政，其实是一盘散沙。我们要在成都地区成立统一的抗日救亡组织，以便领导。”
1937年3月14日，车耀先等利用旧关系，借用川康绥靖公署顾问黄慕颜的黄氏家庙“什方堂”，成都零散的救亡文化社团民先、海燕社、星芒社、力文社、群力社……在这里成立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韩天石(1938年后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康乃尔、周海文、蒋桂锐、甘道生等20多人组成“执委会”。
我珍藏有各期《大声周刊》。从发黄的纸上可以看见，除宣传抗日救亡，它还经常刊登毛泽东等中共人士的文章，公开宣传中共和八路军。《大声周刊》1937年1月17日创刊不久即被查封，后更名《大生》，又被查封。抗战爆发前3天，又用《图存》的名义出刊。到1938年8月13日停刊，共出刊61期。
车耀先前后为这些刊物撰写《社声》《社论》40多篇，还有发刊词、停刊词、短评、杂谈、答读者及其他文章60多篇，近10万字。
抗战报刊
描绘战士英姿 控诉日军暴行
抗战爆发后，成都各种文艺社团和抗战报刊，雨后春笋般问世。
1937年8月，四川大学陈思龄创办《金箭》文学月刊，刊物宗旨声称：“变成前线战场的血旗，及发动后方民众的警号！”其后，周文、沙汀、任钧等左翼文化人合办《战旗》《战潮》。青年学生办了《火炬半月刊》《战时学生旬刊》。此外，还有《星芒周报》《救亡周刊》《通俗文艺》《抗日先锋》《抗敌周刊》《群众周刊》《惊蛰半月刊》《文艺后防》《大众壁报》《戏剧战线》《文艺创作》《新时代》《抗战星期刊》……这些刊物的编辑和撰稿人，很多人是中共党员。
据不完全统计，成都地区以反映抗日为中心的主要左翼文艺刊物，有21种。鼓动抗战的各种报纸则更多。在成都的文化人发出怒吼：“文化人唯一的岗位就是笔！要蘸着难民的眼泪，蘸着战士的赤血，蘸着文化工作者的脑汁，描述我同胞遭倭寇残杀的图画，描绘我战士的英姿，也写出敌军禽兽的行为！”（《笔阵》）“要把四万万奴隶的呻吟，聚成反抗的咆哮！”（《战潮》）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1939年1月14日，成都文化界最重要的组织“文协成都分会”，在文协总会领导人老舍和冯玉祥将军来成都之机成立。选出周文（中共地下党在川康文艺界的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副社长）和熊佛西、叶麟、李劼人、陈翔鹤、谢文炳、罗念生、萧军等10人为理事和候补理事。“文协”成都分会是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种门类的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
崇德里南接红石柱横街，北止中东大街。1925年，商人王崇德在此买下大量地皮建屋，故取名崇德里。抗战后著名作家李劼人在这里创办嘉乐纸厂成都办事处，“文协成都分会”就长驻此处。1939年2月16日，崇德里开始出版会刊《笔阵》，叶圣陶、牧野任主编，李劼人、萧军也参加具体办刊。《笔阵》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
演艺界
激发民众 共赴国难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当天下午，天明歌咏团在西丁字街成立，团员们激愤地走上街头游行高唱……这是全省乃至全国行动最快的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由中共党员陈克琴、陈伯林负责。
成都各界紧急行动，产生了许多宣传组织，著名的有群力剧社、成都戏剧抗敌协会、天明歌咏团、工人宣传团、工人晨呼队、星芒乡村宣传团、旅外剧队、抗敌剧团、四川漫画社……
学校内影响较大的组织前后有四川大学剧艺社、戏剧研究会；华西协合大学天竺剧社、华西坝五大学战时服务团、燕京大学海燕剧团；协进中学宣传队；成都小学教师力生歌咏团；中小学“战时儿童歌咏团”……
1937年8月26日，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的抗敌歌咏团成立。“省抗”是中共党员韩天石等同国民党四川党部共同组织的，但基本上由中共人士掌握。
成都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内的市立民众教育馆，是开展各种抗日宣传的重要阵地：宣传讲演、歌咏活动、戏剧、绘画、抗战体育比赛……天天不断。街头剧、话剧等也迅速出现在成都大街小巷，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古城的怒吼》《九一八以来》《打鬼子去》……
9月1日至6日，以“省抗”为首组织的“抗敌话剧宣传周”，在大光明电影院内演出章泯、尤意、夏衍等编辑的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仅9月1日就有三四千人到场观看，剧场无法容纳。
成都文化演艺界从抗战一开始，就以“激发民众，共赴国难”为响亮口号，成都市各影院、剧场热烈响应，仅1939年11月为前方抗战将士义演，献金达958.8万元之多。
明星赴川
成都成为话剧中心
抗战爆发后，四川竟成为中国电影业的中枢。
上海“影人剧团”全团36人，有谢添、陈白尘等24位电影界男名人；10位女影星结义为10姐妹，“大姐”吴茵29岁，白杨是“九妹”。1937年11月，影人剧团风尘仆仆到成都，在当时最豪华的总府路智育电影院（现为王府井百货大厦）献演《卢沟桥之战》等四个抗日话剧，盛况空前。
1938年2月13日，成都举行“国际反侵略周文化日”活动。午后三时在祠堂街开大会，会后，赵丹、章曼等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顾而已、白杨等演出《我们大家一条心》。晚七时开始举行万人火炬大游行……成都新闻界赞颂这次活动“揭开了救亡高潮的序幕！”
1935年在山西太原成立的西北影业公司，1938年迁到成都灯笼街92号，先后完成了《华北是我们的》等抗战纪录片，还有故事片《风雪太行山》（谢添主演），冼星海谱写的《在太行山上》随着影片风靡海内外，成为著名抗日歌曲。
抗战期间胶片奇缺，大批影人转向话剧舞台。抗战8年间，来成都演出的剧团有40多个，演出话剧160多个。著名导演有应云卫、贺孟斧、熊佛西、沈浮等；著名演员有白杨、赵丹、舒绣文、施超、谢添等。当时成都发行的专门报道、评论话剧的刊物达十多种，成都成了中国话剧活动的中心。
绘画、雕塑
抗战美术绚丽多姿
抗战爆发，徐悲鸿等不少外省美术家来到成都。成都美术社团“群雄并起”：成都美协、四川美协、四川漫画社、成都抗战木刻分会、现代美术会……
抗战版画、漫画在成都尤为兴盛。四川漫画社在“七七事变”后很快成立，重要人员有张漾兮、谢趣生、乐以钧、苗渤然、车辐等17人。抗战爆发不久，张漾兮等就在成都街头展出了3幅集体创作的大型彩色抗日宣传画。第一幅《日寇到处无净土》，悬挂在总府街商业场口；第二幅《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号召后方同胞支援抗战，悬挂在少城公园门口；第三幅《平型关大捷》摆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面前。成千上万的市民驻足观看，宣传效果极好。
1938年1月，四川漫画社在春熙路基督教青年会首次举办“抗日救亡漫画展”，包括木刻、水彩画、水粉画、素描等，展出《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劝夫从军》《敌后游击队员》等160多幅作品，轰动成都，后又到川西各地巡展。
成都籍版画家张漾兮画作水平高、数量多、影响大。谢趣生则探索出“诗配画”的新形式，如《劝夫从军》配诗：“你不当兵不嫁你，留你一世打单身”“谁说好铁不打钉？好男就是要当兵；这回若是逃兵役，羞死你的祖先人!”语言通俗诙谐，图画生动。
徐悲鸿画了《国殇》《山鬼》《祭青海》《湘君》等大幅国画，寄寓呼吁抗战的赤子之心。1938年10月，他在印度等国举行画展，所得金额约10万元，归国后全部捐出用于抗日救亡。
张大千二哥张善子画有《苏武牧羊》《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歌图》等。1938年底，张善子带着他和张大千的作品80余幅，赴欧美各国展出，宣传抗日救亡，募得款项100余万元，全部捐给抗战事业……成都国画界以此为楷模，产生了大量抗战题材的国画作品。
1938年8月，王大化、张漾兮、张凡夫、王朝闻等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在成都举办了三次抗战木刻展和义卖。
成都抗战时期的纪念碑雕塑，则成为中国现代雕塑的重要里程碑。
1939年初，雕塑家王朝闻创作泥塑《汪精卫和陈璧君》汉奸夫妇跪像。后来泥塑翻铸为铁像，长期陈列于少城公园民教馆前，任人唾骂。
雕塑家刘开渠夫妇也在1938年底迁居成都。抗战时期成都市区共立了10座铜像，其中7座是纪念为抗战牺牲的川军爱国将领和战士的：盐市口有扬马出征的第23集团军总司令刘湘铜像；少城公园有1940年4月22日落成的王铭章策马飞奔铜像；南门刘湘墓园（现南郊公园）有刘湘立式铜像；提督街中山公园（后为文化宫）有1940年4月24日落成的饶国华率军前进铜像；北门城门附近有1947年9月18日落成的李家钰坚守阵地、阻敌深入的铜像……
这么集中地塑造出一批大型现代人物城市雕像，当时全国罕见。成都因此成为中国现代雕塑发源地之一。
川剧、曲艺
抗战剧与小调脍炙人口
抗战时期，成都川剧舞台上出现不少“抗战川剧”。郭履刚先生认为，抗战川剧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直接宣传抗战救国的完整剧目，如祠堂街口(现四川影剧院处)新又新剧院专业编剧刘怀叙，写出很有影响的《枪毙殷汝耕》《热血青年》《乞儿爱国》《汉奸之妹》《王铭章殉国》《卢沟桥头姊妹花》；业余作者如川剧票友杨群，根据报刊新闻编写出抗战剧目《血战南口》《背父从征》《战宛平》《华龙山》《巡城带彩》……轰动成都舞台。
第二类，是在剧目中穿插宣传抗战的对白、唱词。如传统折子戏《双拾黄金》，周企何与丑角演员杨鹤鸣分别扮演讨口子甲、乙。拾得黄金后，两个演员临场发挥，即兴穿插对白：“而今前方将士抗战流血，我们捡来的钱财理应捐给国家，拿去买枪买炮买飞机打东洋鬼子!”
第三类，是与抗战有关的时装戏或借古喻今的古装戏。著名川剧名家张德成演出了一大批宣扬民族气节的传统戏：《一品忠》《柴市节》《龙凤剑》《扬州恨》《杀家告庙》……
曲艺艺人李月秋、李德才、邹忠新等，都曾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艺人罗跃光用《五更盼郎》曲调，编写了清音《五更叹国情》，印成木刻小册子，封面刻上“抗战新曲”。曲中唱道：“鼓打一更里，月儿照窗台。恨倭奴侵中华妄把兵来排……人民任杀害，战区尽遭灾！愿同胞把抗日旗，快快撑起来！”
艺人们生活贫苦，但都纷纷加入各种“抗日宣传队”。曲艺史专家蒋守文先生介绍：艺人阳青云、阳志青兄妹徒步到成都各县做宣传，以花鼓、金钱板等演唱《卢沟桥事变》《华北失陷》《王铭章大战滕县》等抗日曲目。扬琴艺人郭敬之、叶南章、廖阿阿、老九等，在提督街“协记茶社”演唱抗敌扬琴新词《王上将胜战殉职光荣记》，听众热血沸腾。
1938年《文艺阵地》第一卷第四期有篇《成都的通俗文学运动》，评论抗战曲艺的巨大宣传作用：“小调子作了号召群众的工具，金钱板代替了枯燥无味的演词！”郑光路 撰文/供图
原标题：成都: 吹响抗战文化冲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