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1938年1月在武汉正式创刊，这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唯一党报。《新华日报》成都分馆1938年3月在祠堂街建立，在成都共9年整，是《新华日报》坚持最久的分馆之一，它也是中共党组织在蓉的重要据点。
《新华日报》经常报道前线川军和四川的各种情况，高度赞扬四川为中国民族复兴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发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牺牲的川军将领写的挽联、发的唁电。
老街旧楼添新馆
抗战前，成都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街祠堂街，其得名源于，祭祀清代四川总督年羹尧的祠堂建于此处。
抗战开始后，祠堂街书店曾多达183家，出现许多出售“左翼”书刊的书店，如北新、开明、生活、三联等，堪称文化一条街。中共曾在这条街上，先后建立过七个党支部。
如今，走进狭窄但古风犹存的38号（原88号）院门，脚踏天井内青砖小道，一栋中西合璧的三层旧式楼阁，扑入眼帘。
这处古旧建筑，不仅是抗战时期公开的《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常称成都分馆或驻成都办事处）旧址，也是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重要据点。遥想当年，烽火连天、风云变幻，这处小院落内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个院落的房东是谁？如今已罕为人知。原来，这是川军师长刘肇乾的产业。刘肇乾之胞兄乃四川大军阀刘存厚，刘肇乾后来退隐，热心佛教，但与邓锡侯、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交往密切，说话仍大有分量。所以后来“皖南事变”发生，当局有人要他把房屋收回，刘肇乾却态度坚决：“人家租赁我的房屋，按期交房租。我要增加租金，他们也毫不讲价按数增加。这种房客很难找，我有啥子理由收房退租嘛？至于党派问题，现在不是仍在号召‘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吗？”结果不了了之。
《新华日报》亮相成都
1937年12月24日，有两个人风尘仆仆来到成都——中共中央派遣邹风平、廖志高回四川重建中共党组织。他们在西华门平安桥马道街法国天主堂旁租了一个小院，组建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邹风平任书记，廖志高任副书记。
邹风平、廖志高到成都后，同最先受派入川的张曙时、罗世文接头。当时全川只有张、罗两人分别联系的80多名党员。他们认为：要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决定成立公开合法的“《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任务是：1、推销报纸，扩大中共的影响；2、为失掉关系的党员，提供联系“找党”的方便。
1938年3月1日，廖志高将筹备推销处的任务交给曹福源，介绍他到祠堂街找罗世文。罗已事先租好祠堂街这个铺面，当即把钥匙交给曹。3日下午，曹福源在铺面右侧砖墙上，钉上“《新华日报》成都代订处”的木牌子。头三天，只代订了四份报。天黑时罗世文来了，笑着说：“好呀，报费你留下，买个笔记本子、蜡烛之类，给我报个账单就行。”
就这样从四个订户起家了。随着营业扩大，中共组织陆续调来申同和、洪希宗、王锦章、宋宝龙、李椿、彭代君、潘健萍等人，由洪希宗任党支部书记。推销处由罗世文、邹风平共同负责。罗世文还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成都代表的身份进行活动，经常在傍晚来门市指导工作。
中共党组织重要据点
1939年1月，“省工委”改为中共“川康特委”，罗世文、邹风平分任正副书记。这年4月，正式成立《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洪希宗担任公开的经理。发行量逐渐增加到近万份，推销分站遍布彭县、邛崃、乐山、新津、雅安、西昌、汉源等十多个县。
祠堂街38号店铺挂的横匾额，是白底红字四个大字“新华日报”，上有四个小字“成都分馆”，下边是七个小字“川西北总分销处”。店堂内设备简单，除销售零报，也售图书杂志——《新华日报》自印和翻印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刊，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讲话和书籍，如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同时，还代销苏联出版的一些外文书刊，以及左翼文化色彩浓厚的书、刊、报。
店堂内具有延安特色，西边书架顶上挂有一幅油画：一个手持军号的八路军战士在昂头挺胸吹军号。画上有两句标语：“《新华日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角！是坚持抗战的一支新军！”
《新华日报》最初由重庆总馆邮寄报纸到成都分馆。1939年11月，改由当天的欧亚航空公司客机运纸型到成都，委托地方实力派的《华西日报》印刷厂翻印，成都当天就可看到《新华日报》了。
祠堂街38号还成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在成都半公开的联络点，四川一些党员和青年去延安，先到这里联系，装成八路军后勤人员，再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车去延安。1940年初，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留养在成都沙河堡的一个女儿，就是先接到祠堂街38号，化装成八路军的小护士，再乘办事处的救护车去延安的。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也经常来分馆，对外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成都代表的身份进行活动。据成都市档案局的资料，周恩来当年到成都，曾经多次下榻祠堂街38号。
祠堂街38号，也是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交通站和联络站。谍战剧《潜伏》中的秘密特工余则成，原型之一是黎强。他潜伏期间，身份只有周恩来、董必武等极少数中央领导人知晓。当年黎强秘密接头之地，也常在祠堂街38号。
重庆《新华日报》至1947年2月28日停刊。3月1日上午，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通知成都分馆即日停止营业。3月5日，分馆最后留守的工作人员，登上严啸虎派出的汽车，驶离祠堂街，撤到重庆。
从1938年3月3日“《新华日报》成都代订处”挂起木牌，到1947年撤离，成都分馆在成都共9年整，是《新华日报》坚持最久的分馆之一。
《新华日报》盛赞川军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下，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
抗战文化的主流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既有歌颂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优秀小说、戏剧、歌曲、美术作品，也有描绘国民党战场的小说、电影、报告文学、诗歌。
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创刊。这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唯一党报。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新华日报》迁重庆。毛泽东高度赞扬《新华日报》，称其为八路军、新四军以外的“另一方面军”。
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历史背景下，《新华日报》宣传中共观点和主张，大力宣传抗战：不仅宣扬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也宣扬国民党抗日军队的英勇抗战。《新华日报》发表的《踏进台儿庄》《台儿庄血战速写》《湘北会战回忆》等通讯，高度赞扬国民党军队抗战的英勇事迹。张自忠殉国后，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他的抗战功勋，毛泽东、周恩来分别题写“尽忠报国”“为国捐躯”的挽词。
抗战时期，成都及四川民众喜欢看《新华日报》，以此了解抗战形势，更通过此报，知道家乡子弟兵——川军出川的情况。
1938年1月20日，年仅48岁的川军首脑刘湘在武汉病死。两日后，《新华日报》登出毛泽东发的唁电：“国家失一栋梁，川军失一主帅。”《新华日报》还发表《悼刘湘》：“川康绥靖主任刘湘死了，抗日的积极分子又弱一个。他在过去怎样，我们可以不论，但从这次抗战开始后，他是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有力分子……我们谨向刘将军的英灵敬献民族解放的敬礼！”
刘湘竭力主战、扶病出征，为川军抗战史册写上光荣的一页，也为他晚年写上最光彩的一笔。毛泽东和《新华日报》对刘湘的高度评价，有力地鼓舞了前方川军官兵的士气。
中国抗日军队中，每五六人中就有一个四川人，故有“无川不成兵”之说。出川抗战的350多万川军，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新华日报》对抗战的川军非常重视。
1938年1月，《新华日报》派出战地记者叶海萍和《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一起，去山东临城川军22集团军总部驻地采访。1月31日，穿着普通棉军衣的总司令邓锡侯说：“我们从上到下，官兵都晓得这是‘打国仗’，不惜战死沙场！”
川军45军127师陈离师长说：“川军由四川徒步到陕西宝鸡，官兵赤脚草鞋、短裤单衣。到了宝鸡奉命急赴山西战场，火车日夜不停，饥寒交迫……士兵下车时，已两腿肿硬发直，失去知觉，随铁门骤开，货物般倾倒而出！”
379旅旅长陶凯苦笑说：“川军是‘土包子’，中央军服装好。有次站岗的川军弟兄，遇日本骑兵前来侦探。破衣草鞋的哨兵还以为是友军长官呢，竟被敌所杀！”381旅旅长杨宗礼也说：“还有一次，一些受伤的士兵见敌人坦克车开过来，又误以为是中央军的‘洋盘’汽车……结果也遭射杀！”
叶海萍说：“牺牲虽惨重，但已取得经验教训。所以现在川军才勇敢地挽回津浦路、山东防线的危局！”
叶海萍等去采访民众，吃惊地感觉到：川军的军誉，竟是出奇的好。一位陈团长对他们说：“弟兄们都晓得不能糟蹋川军和四川人的名誉，所以特别自爱！”
叶海萍等去滕县采访。125师王仕俊副师长说：“川军不扰民，但各村各镇送菜粮者仍络绎不绝。计已送到猪100多只，粉条1000多斤，白菜以万斤计。我们再三推辞，但村民送到即走。我川军弟兄多穿草鞋，冰天雪地的。老百姓心中不忍，纷纷送来鞋袜……民众这样爱戴川军，我师很多官兵感动得大哭落泪，说：‘这辈子当兵打仗，从没有遇上老百姓这样关爱我们的……我们去为国家民族而战，死而无恨啊！’”
2月1日，叶海萍等人再由膝县赴最前线之界河镇，街道被川军扫得干干净净。门墙上有川军贴的“不退倭兵誓不还乡”等标语。125师的谭尚修团长对记者说：“这里民众对于军队的爱护，比滕县更好！民众送猪已30多只，粉条近千斤，鞋袜、手套则临时做好送来，使每个弟兄都有一双……我军与敌军作战遗下伤亡，民众自动将伤者收容家中。对战死的弟兄，老百姓交付尸体之后，同声痛哭如丧父母。我们官兵只好节制对同伴的哀痛，反去劝慰村民说：‘他们为国家而死，死后可以升天，乡亲们不要过于难过了……’”叶海萍、范长江听了，都感动得泪流满面。
叶海萍以“海萍”为笔名，在1938年2月14日后，以《军民合作下的鲁南战场》为题目，连续生动报道川军在山东前线的情况。文章最后说：“在我方的阵地上，自川军到后，每天不停地做着工事。在马上遥望着川军健儿，冒着寒风，精神抖擞地挺立在山峰放哨的雄姿，深信这些热血军人将予敌人一番痛击！”
叶海萍的希望没有落空。一个月后的“台儿庄大捷”让中国人欢喜若狂，其中就有血战滕县的“热血军人”川军的巨大功劳。
1938年2月28日，中共《新华日报》以《长治我军苦战，有极壮烈牺牲》，称赞川军李家钰率部在山西“坚守长治四门，苦战累日”，城破后“肉搏巷战，杀敌极多……血战不屈！”
1938年3月17日，血战滕县的川军122师王铭章师长英勇战死。5月9日，王铭章的灵柩运抵武汉。这天，总编辑吴克坚写的《向为国牺牲的模范军人致敬》在《新华日报》发表，高度赞誉川军“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刊登了毛泽东送的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新华日报》还报道，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及吴玉章、董必武等人，亲去武汉医院慰问滕县保卫战中受伤的川军127师师长陈离。
1938年7月27日，《新华日报》报道：“山西民众对（川军）47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和英勇抗战十分感佩……地方民众埋葬川军阵亡官兵，并在东阳关建立‘川军抗日死难纪念碑’一座，在黄帝陵建‘川军庙’一所。”
《新华日报》经常报道前线川军的情况，也客观报道四川各种情况。
1941年6月5日，日本飞机狂炸重庆，发生重庆“大隧道惨案”，震惊中外。6月9日《新华日报》以《大隧道惨案彻查真相，蒋委员长令组审查会》为题目报道：“蒋委员长闻讯，异常震怒悲痛……当即亲临灾区视察，抚慰被难家属。”
抗战时期，四川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1943年11月21日，《新华日报》报道：“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将4个儿子中的3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活……”
1943年10月1日《新华日报》报道，四川各地区都在支援抗战，刊登了给前方抗日将士的慰问电：“前方将士均鉴：抗战七年，幸得诸将士之艰苦奋斗。最后胜利已日益接近，后方同胞复念将士之辛苦，无不感激万分。对将士家属之生活，更无不备极关切……后方各界，不仅爱护前线将士，亦且爱护后方之家属。全体将士之家属，不论在任何地区、任何时间，均能享受优待之权利，得到社会的维护，以减免诸将士后顾之忧。特掬至诚，驰电慰问，希继续奋勇杀敌，共争最后胜利为荷！”
1944年5月21日，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悲壮殉国，震惊全国。6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悼李家钰将军》：“中原大战……我将士英勇抗敌，李家钰将军在此役中杀敌殉国，是应受到全国尊敬的！”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8日中共《新华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感谢四川人民》，有一段文字感人至深：“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几千万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忍饥忍寒、共赴国难。《新华日报》还高度赞扬：四川为中国民族复兴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郑光路 撰文/供图
原标题：新华日报: 活跃在成都的抗战新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