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魏涛 崇州千丰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
从体育教师到农业CEO的“蝶变”
28岁的魏涛。作为崇州千丰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他不仅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大学生，还做过体育教师，当过“村官”。从体育教师到农业职业经理人，魏涛经历了不一样的“蝶变”。
2006年至2009年，作为聘用制教师的魏涛在几次报考没有过关后觉得“不能这样继续下去”，索性就放弃了教师职业。2009年10月，魏涛又考上“一村一大”，在当地当一名“村官”。没想到随后的几次考试，魏涛都以失败告终。这也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产生了疑惑：难道非得找份固定的工作才是自己的目标吗？为什么不能冒险创业，创造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天地呢？
几年的“村官”经历，让魏涛对农业、农村的发展有了清晰的认识；几年摸爬滚打下来，让魏涛明确了自己职业前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对魏涛职业生涯刺激最大的一件事儿，是当地群众把土地租给别人却收不到租金。魏涛说：“当时乡亲们把700亩田地就全部流转给了一家房地产企业。这家企业接手后，将原来种水稻种油菜的大田大地改种上了经济作物。然而，到了第二年，企业没有赚到钱，村民的租金也打了水漂。”
看着乡亲们的钱打了水漂，魏涛心里很不是滋味。2013年，企业退出后，千功村村民重新以土地入股方式成立农业合作社，选举村民代表组成理事会和监事会。按照经营权和产权分开的原则，农民作为业主和股东，自主招聘职业经理人。此时的魏涛，已经考取了农业职业经理人的资格证书。怀揣证书去应聘，“对社员负责；不论是否土地有收益，社员都会有500元保底金；让所有半劳动力得到务工机会”的竞选主张，让他获得社员和合作社监理人80%的选票，成功当选。
“我选择农业职业经理人这条道路，不是冲动，而是经过深入的调查和思考才做的决定。”魏涛说，2012年，他边参加崇州市举行的职业经理人培训，边帮朋友管理300亩土地。“以前自己也种过田，但是没有大面积管理的经验。帮朋友管理一段时间后，觉得自己能胜任这个工作，所以才去参加千丰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应聘。”
去年5月，魏涛所在的合作社管理的油菜喜获丰收，亩产达到330斤，远远高于每亩280斤的平均收成。油菜收成好，水稻产量高，扣除合作社分红，魏涛的个人收入就超过10万元。
其实，在崇州“农业共营制”下，收益的不仅仅是和魏涛一样的职业经理人。据崇州市农业部门统计，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农业职业经理人经营的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约90元。2013年，崇州全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平均每亩收益150元，每人平均年收入5万元。
人物故事：何元超 成都“一稼禾”公司集贤农业服务超市负责人
整合综合服务体系 更加看好前景
在成都“一稼禾”公司集贤农业服务超市里，各种农资、农业服务都“明码标价”：农劳服务制种水稻插秧220元/亩、水稻插秧130元/亩……在农业共营制模式下，崇州人何元超思考的不仅仅是“谁来种田”的问题。
“新型农业综合服务，这个问题大有可为。”何元超认为，“农业职业经理人并不是一个人在种田，他的背后必须要有完善的服务体系作为支撑。”在他看来，新型农业综合服务的建立，就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模式。
何元超负责的集贤农业服务超市后面，十多台鲜红簇新的“雷沃谷神”收割机占据了院子大部分地方；“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几个大字被刻印在收割机的顶棚上；盛载着各种农资药品和服务详单的货架整齐地排列在屋内……这样的场景几乎遍布于崇州市各农业乡镇农业服务超市。
“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也对农业服务的社会化和精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何元超认为，这种不同于传统的由政府涉农部门提供农业服务的方式，便在农业生产发展现实的倒逼下形成起来。
“一架植保飞机，一天可以打药8000-20000亩，相比于传统方式，一亩地可以节约5块钱左右。”何元超说，“我们就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帮农民找帮手，帮机器找土地。”
“油菜上发现有青虫，给服务超市打个电话，技术员10分钟就能到。”何元超说，崇州市整合科技服务、社会化服务、品牌服务、金融服务综合服务体系，让他更加看好这一模式的前景。“种植大户在经营中遇到的任何难题，都能通过社会购买服务解决，我只需要专心实施理事会批准的种植方案就行。”
如今，何元超已经可以为农民和种植户提供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全程农业机械化、专业育秧（苗）、病虫统治、粮食代烘代贮、粮食银行等9种专业性服务。
专家声音
长江学者、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罗必良
“农业共营制”：有可能是促进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崇州市探索的“农业共营制”具有重要的改革创新意义。“农业共营制”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出发，坚持和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和强化农户承包权、放开和盘活土地经营权、保障和提升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改善和贯彻用途管制权，从而形成“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着重要启示。有可能是促进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也昭示着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适应农业经营结构转型需要。“农业共营制”培育了两类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即农业职业经理人与农业专业服务组织。前者培育了农业企业家与职业农民群体，改善了农业的知识分工与决策经营效率；后者发育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组织，促进农业的技术分工，提高生产效率。
“农业共营制”催生了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制度创新。崇州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并不是独立的经营主体，而是促成土地经营与企业家经营的合作交易。首先，合作社所形成的生产规模，能够有效吸引职业经理人，以达成企业家能力与其经营服务规模的匹配；其次，通过合作形成的集体谈判，能够大大降低经营服务的谈判与缔约成本；其三，土地规模所激励的职业经理人竞争性进入，能够有效降低农户及合作社对经理人的监督与考核成本；最后，能够有效降低农户、合作社、经理人之间关于合作剩余享益分配的谈判成本。崇州农业生产性服务超市的建立，集合农业合作社及其经理人的服务需求与专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能够扩大服务规模，有效降低服务交易成本。
“农业共营制”有效破解了家庭经营应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瓶颈，以及统一经营层次被弱化的问题。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实现了现代物质技术装备、企业家能力等先进生产要素与经营方式的高效对接，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现代农业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增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余鹏 张世海 本报记者 赵荣昌 文/图
原标题：“农业共营制”下的崇州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