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41年抗战时成都小餐馆情景
轻松、休闲一直被认为是成都的一种文化性格，但在抗战时期，被认为是抗战大后方的成都却有着直面敌人的一段历史。
四川省档案馆存有数十份当年大轰炸时期留下的政府发文，记录下了战时（轰炸时期）居民生活的点点滴滴。
成都人对生活的热爱，在日军空袭轰炸的隆隆声中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激发出极大的反抗和创造：逃难的人在周边农家因地制宜地做出各色“抗战快餐”；城里悠然自在的茶馆，成了成都人宣传抗战的场所；人民公园旁的努力餐则成了抗日的地下联络点……
四种警报
连续短声， 说明敌机已穿过龙泉山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专门制定并实施了针对成渝的战略轰炸计划，对成都、重庆和四川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轮番轰炸”。
1939年3月7日，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命令将附城30里内全划为疏散区域，成立“成都市疏散区警备司令部”维持治安。3月25日，省政府发布告，让成都市民限期疏散，全市的机关单位、学校等都陆续疏散到西门、茶店子等郊外。
据记载，当时成都除四门古城墙上安有警报器外，另有七八米长杆，竖起来挂警报灯笼。空袭警报一响，老百姓从四门涌向城外，这就是“跑警报”。成都市政府为便于市民“跑警报”，连夜施工增开包括现在的新南门在内的古城墙四门。
“我1950年出生，母亲经常讲那些年怎么跑警报，怎么辛苦过日子。”年过六旬的作家郑光路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日本飞机一来， 耳朵都要竖起，心头都要悬起，随时准备开跑。”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如今在档案馆里，还有《防空警报大纲》，警示大家如何分辨各类警报铃声。
《50年前见闻录》作者蔺元慈先生回忆，当年放警报有几个阶段，一是预行警报，不鸣警报器。市区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持黄布三角旗，上书“预行警报”四个字，同时城墙灯杆上挂起黄色灯笼，预示日本飞机从武汉或宜昌入川，这时候，中小学停课，集市生意收摊，关铺板，市民向城外疏散。
二是“空袭警报”，四门城墙上警报器哨音大作，“呜——呜！呜！”一长两短，其声撕心裂肺。城墙的木杆上挂上了红色的灯笼，这预示着敌机已飞抵重庆。这时跑警报开始了，各街道商店噼噼啪啪关铺板的声音，汽车喇叭声、黄包车铃铛声、车夫吆喝声、狗吠马叫声，大人骂小孩声、脚在地上的奔跑声……交织一片，人们争先恐后向城外逃难。
三是“紧急警报”，警报器发出凄厉的连续短声：“呜！呜！呜！”城墙木杆上换上黑色灯笼。这说明敌机已经穿过龙泉山，空中已经能隐约听见马达轰鸣之声。市内各街道断绝通行，来不及疏散的人都得就近隐蔽……若是夜间，要实行灯火管制，全市一片漆黑。
那时大多数人家里都要提前准备几双鞋子。“穷人，在家里赤脚，鞋子都没有。”郑光路说，以前没有什么挎包，男人就是背篼，女人就把床单铺开，还装些换洗衣服。荷包还要装点零碎钱，因为跑出去就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万一房子炸了，家当都没有了。
当时一环路就是城外了，运气好就跑到二环路以外，相对比较安全。再远的就到龙泉、天回镇。“跑得远的都是比较有钱的。因为路程远，消耗大。”郑光路说，家里是普通百姓，主要就朝河边、神庙等地方跑，身上带着米的话，支个瓦罐，熬点稀饭，生不上火时只能吃生米，喝点水。
轰炸结束后，“解除警报”一声数分钟长鸣，人们才从死亡边缘回过神来。城墙木杆上挂起象征平安的绿色灯笼，各十字路口交通警察也拿起了绿色三角旗，上书“解除警报”四字。
原标题：大轰炸时期的成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