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怀念失去的战友亲人
记：您在抗战中还有过失去亲人的经历？
张：1941年，我刚满18岁。在河北省企之县召开的一次地方和部队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认识了时任冀南军区四分区司令员的杨宏明同志，我们于同年6月结婚。那时条件非常艰苦，居无定所，但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
我们结婚仅10个月，194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对我冀南军区四分区驻地进行了扫荡。当天清晨，我和宏明同志被警卫员叫醒，报告说我军已被敌人包围。宏明顾不上我，立即指挥部队突围，我趁天还没有大亮之前，一个人跑出了包围圈。宏明同志却为了掩护地方机关干部和群众，在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最终不治身亡，年仅32岁。同时牺牲的还有分区政治部主任孙毅民等。
1945年8月13日，在我们党内、军内提前传达了日本投降的喜讯，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胜利了，我们狂欢祝贺，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我想起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仇恨，自己遭殃”的抗日歌词。日本侵略者以害人开始，终究以害己告终，没有逃脱这一客观规律的惩罚。
2001年的时候，我去了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看望了宏明同志的墓。我还将悼念的花篮放在宏明墓前，上面写着：“深深怀念你，宏明同志。你亲密的战友张志健敬挽。”
享受幸福的晚年
记：您是怎样来到四川工作和定居的呢？
张：这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了。1943年，在冀鲁豫党校参加“太行整风”的日子里，经人介绍，我与时任冀南军区机要科长的韩正夫同志相识相爱了，并于1945年5月结婚。后来，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将我从地方上调到了部队工作。
1950年3月，我28岁的时候，带着两个孩子，随正夫转业到四川自贡市民政局任副局长，结束了苦中有乐但却令人眷恋的军旅生活。之后又随正夫辗转于自贡、内江等地，后来到了四川省林业厅、交通厅等部门工作，并在成都定居。
记：您退休以后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张：1980年，我正式退休。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一批老同志非常照顾，给我的这些待遇，体现了组织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一直很感谢我们的国家和党。
在日常生活里，我每天都尽可能地坚持早起和晨练，自己买早餐和做饭做菜，争取自己做卫生和照顾一些花草，尽可能做一些轻微的体力活，这样对自己的健康很有好处。正夫在世的时候，我每年还陪他去都江堰看望林业部门的老红军。1994年正夫去世了，接下来的10多年里，我仍然沿袭老习惯去看望他们，和他们以及家属叙叙旧，谈谈天，大家的感情都很好。
我的子女们都对我很孝顺，我很欣慰。目前我的大女儿已经退休了，现在在家里照顾我。我家现在是四世同堂，我享受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采访手记
当我接到任务，要去采访一位已经93岁的抗战亲历者时，内心是非常忐忑的。一方面是之前从未采访过如此高龄的受访者，平时，即使是和我86岁的爷爷交流，我也常感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我也对老人家的精力能否完成采访，对当年的事情是否记得清楚等，都感到有些担心。不过当我见到张老的时候，种种担心就已消除了一大半。
进门的时候，张老的一位朋友正好走出来，张老与她寒暄，声音非常洪亮，精神头很足。看到我们，张老非常热情地请我们入座，甚至还半起身与我握手，这让我颇有些“受宠若惊”。细细打量，张老面容清癯，精神饱满，谈吐非常有条理。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了她的年龄，我很难想象面前这位慈祥的老人已经93岁，也很难想象她是一位在抗战中“巾帼不让须眉”的老党员。
在采访中，张老曾多次提到自己的老母亲。从她深沉的语气和微微发红的眼角，我能感受到她对母亲的思念与敬爱。她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只称张田氏。1930年张老的父亲去世后，是母亲撑起了整个家。母亲言语不多，但勤劳俭朴，除了料理家庭的收入开支、吃穿用度等大小事务，还非常关心子女的教育。
在1941年到1943年间，抗战进入到了最艰苦惨烈的年代，张家成了抗日军队干部战士和妇救会工作人员的秘密驻地，母亲要为他们的安全和生活四处奔走，极尽所能地为他们创造好的条件，甚至还要面对日军的抓捕。抗战结束后，不少在张家住过的同志追忆起张老的母亲，都感到深深的怀念与敬佩。1968年，母亲病重，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张老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这成了张老至今仍念念不忘的终生憾事。
张老退休后的生活是清闲和幸福的，儿女和孙子辈都非常孝顺。女儿退休后在家里陪伴她，照顾她的饮食起居，还经常带她出去走走。儿子们虽然工作繁忙，但也时常对张老的生活嘘寒问暖。她指着家里一个对开门的冰箱，笑着对我说，“这个冰箱是我儿子去年送给我的礼物，很好用，我很喜欢。”
原标题：张志健：抗战八年的烽火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