坝上的生活，苦中作乐的成分居多。学生们要去黉门街茶馆一条街，看书，打桥牌，一杯盖碗茶喝上一天，要踢足球，打篮球，打网球，跳舞，开运动会。但与此同时，也得躲警报。
设在华西坝明德楼的园艺系十分招眼。他们在园艺场试种花卉果蔬，包括西红柿、洋葱、花菜等当时的珍稀蔬菜。在李庄的梁思成，专门前来索要西红柿种子。番茄炒鸡蛋也成了华西坝最有名的一道菜。
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蒋旨昂，在石羊场建立社会研究实习站，提供书报杂志阅览、医疗服务和乡村托儿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在小天竺街创办儿童福利实验所，在中和场建立乡村服务处。周围很多小孩子头长癞痢，学生们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他们洗头、敷膏药，直至痊愈。
到今天我们回头看，若没有华西坝五大学，成都牙科不可能成为亚洲最好的牙科；老成都也许会晚若干年才能喝到牛奶；我们也不会有幸福梅林——据考证，今天江津、金堂的广柑、龙泉的水蜜桃、华西牛奶、幸福梅林的梅花，皆是拜当年五大学先贤所赐。
先生
陈寅恪的课堂 张恨水的讲座
还有海明威演讲
记者：“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岱峻：那时候的华西坝，不仅有大厦，也有大师。人文学者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钱穆、顾颉刚、许寿裳、蒙文通、吕叔湘等；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还有卜凯先生，首创了中国农业经济系。小麦育种专家沈宗翰先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袁隆平。至于医学家戚寿南、侯宝璋、林则等等，更是不胜枚举。
记者：这些人给华西坝留下了什么？
岱峻：我们看看那个时候成都的国际化。1942年蒙文通、顾颉刚、钱穆等人在华西坝组织东西文化学社，爱因斯坦、罗素、杜威、蒲朗克、泰戈尔都加入了。华西坝随便一个草坪上几张桌子就可以开设国际级的讲坛——俨然成了抗战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
我收集资料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日记和史料中在提到某一位教授的时候都是：xxx，xx大学xx专业教授，兼任xx系主任或院长——行政职务永远在后面。这就是教授治校。
来成都以后，吴宓搬了三次家。
初来时他住燕大文学院院长马鉴家，随后就迁到了燕大男生宿舍，条件极差。一年后搬到陕西街，住进去又沮丧了，写诗：虽是高楼，但“装潢犹浴室”。最后他向校方说明情况，再搬家。这次总算如意了，再写诗：“高楼得净室，明爽可安居”。
对陈寅恪来说，来到坝上，也颇为曲折。先在西南联大，后去中国香港准备去英国，又不能成行。在香港，他带着夫人和三个女儿艰难万分，缺钱买飞机票，还生病。论关系，他本是迁到李庄的史语所的一组（历史组）主任，但那里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夫人有心脏病，昆明海拔太高；重庆又需要爬坡上坎，这对他和夫人都困难。只好去广西大学，但战火又逼近，于是离桂林，滞留贵阳，抵重庆，最后是好友找了辆运军火的大卡车，把陈寅恪一家送到了九眼桥附近的南光机械厂。陈寅恪的女公子陈流求现在仍定居成都。
陈寅恪在坝上开有“魏晋南北朝史”、“唐史”、“元白刘诗”。他一身长袍马褂，一手拿黑布包袱，一手拿一瓶冷开水步入讲堂，“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有人指责陈寅恪讲课内容低俗。他讲《长恨歌》，先讲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殊不知他是从民俗引出唐朝婚礼制度，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两方面论述大唐帝国的历史。
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讲台并不拘于教室。从1941年开始，坝上就举办了系列学术讲座，先是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然后钱穆、冯友兰、张东荪、侯宝璋等竞相登台，写小说的张恨水也身着长衫、足登布鞋前来演讲。他手捏一把折扇，俨然一说书人。
真正在坝上掀起热潮的还是两名“洋先生”。1941年春末，海明威访问中国。在华西坝体育馆，面对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海明威吼叫般作了演讲。其后是“李旋风”，1943年，李约瑟在坝上进行了12场演讲，一直持续二十多天，观者如潮。
1945年的一天，久病的陈寅恪忽然闻到了床头的海棠香，心有所动。到了8月10日，盛传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他悲喜交加，写下“何幸今生有此时”。
真正庆祝的时候还是要到8月15日。那天，四川省主席张群与五大学校长在华西坝款待来访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席间，一个信差交给张群一封信，众人只听他一声大喊：“哎呀！战争结束了。”
所有人都开始漫卷诗书、收拾衣物准备归乡，但是学校真正开始回迁还是要等到1946年。即将复员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齐鲁和燕京大学共同草拟的一篇纪念碑碑文中这样写道：“抗战军兴，全国移动。华西协合大学张校长凌高博士虑敌摧残我教育，奴化我青年，因驰书基督教各友校迁蓉，毋使弦歌中辍。”
抗战八年，弦歌并未中辍，华西坝做到了。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记者 王越
原标题：华西坝 为战时中国 留一尺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