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所进行的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放在时隔80年的今天来看,放在当下这个生活舒适、交通便捷的时代来看,尤其显得不可思议,充满传奇。
在这段历史的研究者们看来,长征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红军战士的意志、勇气、智慧和胆量的人类伟大史诗。由此诞生出的长征精神,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今天又转化为勇敢向上的社会驱动力。
在长征期间,红军长途跋涉、艰苦转战,创造出了中国军事史上的诸多传奇故事,尤其是从翻越四川境内的夹金山开始的爬雪山、过草地,更是在人类长途跋涉的历史上立下了一块里程碑。
1935年,红军进入甘孜地区,先后在甘孜州16县停驻,活动范围在10万平方公里以上,活动时间长达15个月之久。此外,懋功会师、毛儿盖会议等在长征的战略上均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今天,有关长征的系列纪实书籍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与王树增的《长征》等,在记录长征传奇故事的同时,也在激励着后来者以一往无前的姿态迎接未来。
他说,像他这样的普通战士,长征中走的路要比地图上标出的两万五千里多得多。他们常常一口气走八十到一百六十里,走的完全不是直线。许多卫生员为了照料伤病员和垂危病人,三次甚至四次越过大雪山。对许多人来说,征途长达三万至四万里。”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红军长征的传奇故事散落于民间,并以各种形式被传诵,那是一种纯民间的非文本的口传演义,但却能穿越时空流传下去。”
——《红军长征的民间记忆》
“将来,人们可能会对这本书提出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它明天就会过时……但现在发生的故事太激动人心了,各个阶段都值得记录下来。”
——西蒙娜·德·波伏娃《长征》
难觅踪迹的
《红军长征记》
在关于长征的种种故事讲述中,最不可忽略的是亲历者的日记和回忆录。这些作品以亲历亲见为特质,对长征的书写有着独特的价值。
《长征日记》是萧锋将军参加长征时期,在那段极端艰苦的岁月里写下的。他记下了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1月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记载了红军二万五千里征程中最为悲壮、最为真实的历史片段,为红军的“战史”填补了空白。
在中国作家中,只有成仿吾、冯雪峰等少数几人参加过长征,亲历过毛泽东长征组诗中所描述的那些惊心动魄、壮怀激烈的场景。因此,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成仿吾逝世前数月,有人问他:“你一生中什么时候最困难?那时你是否有信心?”他说:“如果说困难,那就算长征和文革吧!但,那时我仍有信心。”在他8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长征和文革令他刻骨铭心,《长征回忆录》这部作品,正是他在文革期间完成的。
1937年2月,丁玲主编了一本记述长征的书《二万五千里》。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直到1942年,才在更名为《红军长征记》后,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印制发行,现已难见其踪。
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由朱德亲笔签名赠给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军长征记》孤本,引起各方关注。《红军长征记》是极为珍贵的一本书,也是极具文化特色的纪实文学作品。
“要过夹金山,
性命交给天。”
夹金山被人们称为“鬼门关”。当地有一句话:“要过夹金山, 性命交给天。”如果没有四川人民的帮助和支援,长征的这段历史无疑还要残酷得多。
在众多讲述长征的书中,王树增的《长征》是特色最鲜明的一本。他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重新阐释了长征的重要意义。
这本书是红军长征入川80年以来,第一部用纪实的方式最全面地反映长征的文学作品。王树增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实地采访了许多老红军战士,书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和资料都是首次披露。
在这本书中,作者弘扬了长征体现出来的国家统一精神和不朽的信念力量;此外,作者还讲述了在这一伟大壮举中的诸多感人细节,让我们通过丰富的细节更加亲近地去接触长征的历史。
比如在长征途中,为了实现与另一支队伍的会合,红军不惜一切代价,先后突破了金沙江和大渡河两道天堑,来到了大雪山夹金山的脚下。当时向北走的红军知道,另一支兄弟队伍就在大雪山的那边,可是要想与之会师,就必须翻越这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夹金山被人们称为“鬼门关”。当地有一句话:“要过夹金山, 性命交给天。”当时,面对气候恶劣、环境多变的夹金山,刚刚突破两道天堑,精疲力竭的红军官兵,展现出了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终于翻越了大雪山。
如果没有四川人民的帮助和支援,长征的这段历史无疑还要残酷许多。从今天发掘的长征史料来看,全面地讲述长征故事,就是对长征精神遗产的最好传承。
在这一点上,《长征》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一部作品。
当我们回顾长征历史、深入了解长征时,也就不难发现,长征让红军队伍逐步成长为未来共和国的脊梁,扛起的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旗帜。
原标题:一本本讲述长征的书 说不尽红军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