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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为枪的抗战岁月

2015-08-22 14:09   来源: 成都日报   编辑: 董乐   责任编辑: 马兰

主持人语

在王火的珍藏品里,有一件铭牌他十分看重: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由中国作协向参加抗战的老作家敬赠。上刻8个大字:“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王火在《月落乌啼霜满天》(《战争和人》第一部)卷首写下了一句话:“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

本期嘉宾  

王火,本名王洪溥,原籍江苏南通如东。1924年7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采访过多位抗战人士以及亲历战犯审判过程。1950年参与筹建劳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参与创办《工人》半月刊。1953年调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办《中国工人》杂志,任主编助理兼编委。1961年后在山东做过十几年中学校长。1983年调成都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参与筹建四川文艺出版社,任第一任书记兼总编。作品有《英雄为国——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外国八路》以及《平鹰坟》等4个电影文学剧本。长篇三部曲《战争和人》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以及国家图书奖。

采访手记

王老是名人,每天收到各地寄来的杂志、书籍,九十高龄的他仍要拆阅。他说,这是一种礼仪。日前收到他赠送我的新书:70万字自传《九十年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些人那些事》。书中涉及百余个人物,涵盖中外,是一本有关中国现代史的珍贵回忆。我特别注意到在1946年至1948年间,王火作为《时事新报》《新生报》和《现实》杂志的特派记者,在上海、南京一带采访了众多抗战人物,写出一系列重大新闻报道。

前不久,我来到王老位于大石西路一个静谧小区的二楼住宅,开门的正是王老。他穿一件牛仔衬衣,鹤发童颜,具有一种知识人特有的静气。来到由阳台改造成的书房,他为我泡好茶,端来一盘巧克力。老伴凌起凤于 2011 年去世,王老一直独自生活,女儿时常来看望。书案上,摆放着妻子的照片,一尘不染。凌起凤又名凌庶华,国民党元老凌铁庵之女,曾任于右任秘书。《战争和人》的成功不能忽略凌起凤的重要作用。王老的家朴素简单,书不算多。他先后捐出多批著作、藏书、手稿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用于建立“王火文库”。客厅有娃娃笑声,他说:“这是我孙子的小孩,我的第四代。”

在复旦学习时,战地记者、翻译家萧乾是王火的老师。王火当年的职业理想并不是当作家,而是要像萧乾、“大兵记者”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鼓与呼。

王老翻出一叠书信、史料以及上世纪40年代的剪报:“1946年我还在复旦读大三,作为特派记者写稿很多,《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我所看到的陇海线——换车误点旅客饱受辛苦,沿路碉堡使人触目惊心》等长篇通讯、特写时时见诸报端。我是第一批报道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新闻记者之一,率先采访报道了因抗拒被侵犯、被日军刺了37刀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等人。1946年2月,我前往南京采访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审判现场,一位满脸刀伤的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脸,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证,她就是李秀英。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站出来。我在《大公报》《时事新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报道了李秀英的不幸遭遇,轰动一时。几十年后,我听说李秀英仍健在,还托在南京工作的侄儿去医院探望……”这些亲身经历,王火写到了《战争和人》中。这部以抗战为背景的三部曲,第一部里在南京大屠杀中宁死不屈的“庄嫂”,原型就是李秀英。

王火自言没有爱好,也不注意锻炼,偶尔看看电视,一看就冒火:“‘抗日神剧’里,一颗子弹发出去、一把刀砍下去,鬼子立即毙命。打仗真这么容易吗?日本军人狡猾得很,我军战士十分辛苦!要是年轻人光看这些,根本无法了解真实的历史!”他忧心,艰苦卓绝的抗战会不会被一些影视文化消解?而他力所能及的就是写出他知道的真相,“不可忘记历史,首先要了解历史。”

对话

他的90年

清楚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

江津求学,立志为民鼓与呼

记者(以下简称记):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占华东、华中等地,沦陷区大批难民和学生涌入大后方。你也是这时来四川的。

王火(以下简称王):我六七岁随父亲王开疆到南京。父亲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与友人聂海帆创办了三吴大学,掩护救亡运动的学生。他发誓不为日本人服务,最终蹈海明志。1942年7月初,我18岁,由上海到南京去合肥,冒险偷越日寇封锁线,步行至河南洛阳,经陕西入川到达重庆,辗转到江津,投奔在县城当律师的堂哥王洪江。这年我考入了国立九中高一分校。

记:那是所什么学校?

王:来重庆的人太多,当局在周边地区安置外来者,在江津兴办了“国立九中”,九中高一分校位于德感场后山一个叫“蜘蛛穴”的地方,300余名学生,多是安徽和东北人。后来成为我夫人的凌起凤,就在高二分校。

记:你的回忆录里提到1943年夏天,高一分校发生了一起震惊“陪都”的学生中毒事件。

王:那天,上完早自习的学生拿着碗去食堂吃早饭,一会儿后东一个西一个倒下,床上、教室、操场上到处都躺着学生,连厕所里也有……共有120多人中毒,情况严重的60多人。我去得晚,没来得及吃东西,马上参加了老师组织的施救。校医面对这突发事件,束手无策,仅有几瓶紫药水,怎么救?附近一个农民说,吃生鸡蛋能解毒!我跑到附近张氏祠等几个农家小院买蛋。农民听说是给学生解毒,不收一分钱。农民在抗战中生活很苦,但对学生很好,树上的橘子我们随便吃;我去当地同学家吃饭,一家人站在边上看,一碗又一碗的“帽儿头”……至今让我感念。

上午我们将120多名中毒学生分批用小木船运到江津县城。德感场和县城私人诊所的张熙尧和张思寿医生,建议立即给严重的中毒者注射麻黄素、打强心针,但服务态度生硬的卫生所医生不予采纳,只给注射葡萄糖药液,直到上午11点才处理完。晚上8点,中毒学生开始苏醒。当日下午,国民党政府有关人员进驻学校,经鉴定,系砒霜中毒。他们抓去了一个姓窦的东北籍学生,他的嫌疑最大:一则他是学生伙食委员会成员;二是这天早上开饭前他有进入食堂的机会;三是他本人没有中毒。他被抓到重庆,关进了监狱,但一直没有承认投毒,两年后死在狱中。

那几个晚上,我心急火燎,写了一篇措辞强烈的评论《九中就医学生感言》,投给《江津日报》,报社立即发表了这篇千字文。文章对江津县卫生所的官僚主义、医生冷漠等现象进行了抨击。同学们说:这文章真痛快!这是我首次发表文章。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被人传阅,自豪和喜悦溢于言表。我意识到为民鼓与呼的重要性。从1944年在江津开始,我常有小说、散文、特写在重庆的报刊发表。

原标题:王火:以笔为枪的抗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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