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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留在四川的足迹

2015-08-22 14:12   来源: 成都日报   编辑: 董乐   责任编辑: 马兰

刘海/文 图据新华社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创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色政权奠定胜利基础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东北,并创建了以通南巴为核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两年多时间里,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迅速壮大到8万之众。

川陕革命根据地设置了省、道、县(市)、区、乡五级党组织,设置了省、道、县(市)、区、乡、村六级苏维埃政权机构。拥有区苏维埃160多个,乡苏维埃990多个,村苏维埃4300多个。在中国的西部坚定撑起中华苏维埃的大旗,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和党的六大制定的中国革命十大政纲,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川陕苏区由通南巴发展到川、陕、甘共有2个道(相当于地市级),23个县和1个特别市,人口600万,4.2万平方公里,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个大区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革命基础。党和红军,在武装解放川陕边各地的基础上,迅速并卓有成效地推进了川陕苏区土地革命、红色政权建设、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1934年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四川军阀六路围攻的重大胜利后,计划夺取甘肃南部,扩大苏区和红军。与此同时,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敌人重兵围追堵截下,处境十分困难。

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来电,要求川北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也就是说,要求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放弃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为接应中央红军,根据地红军总部决定顾全大局,从嘉陵江中段的苍溪仪陇地区突破敌人的重兵防线,策应和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

1935年3月,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离开根据地,破坚阵,摧强敌,挺进川西北,强渡嘉陵江、攻克剑门关,揭开了根据地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红军是彻底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属于搬家式。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动员了几乎全部力量,包括8万多人的正规部队,加上川陕革命根据地撤出的党政机关人员,总计不下10万之众。

据通南巴各地参加红军的调查统计有关史料记载:川陕苏区核心区域的通南巴(包括今平昌县),当时有12万巴山儿女参加了红军,其中巴中32000人,通江48000人,南江22000余人。除正规武装部队外,还有儿童团、少先队、妇女独立营等地方武装组织,从人力上给予了红军极大的支持。

1935年红军撤离川陕苏区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还乡团”卷土重来,对凡参加过革命工作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施以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川陕苏区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有案可查的,如:巴中渔溪区被杀害328人,南江上两乡被杀害983人,通江县被杀害3016人,平昌县被杀害1000多人,达州被敌军、还乡团杀害58400余人,万源县人口由20.7万人锐减为不足6万人。南部县被关押的干部、群众达2000余人,被杀害400多人,吊打致残500多人……

嘉陵江

长征规模最大的渡江战役

嘉陵江是四川省主要河流之一,发源于陕西凤县的嘉陵谷,穿越川北,沿江两岸山峦耸立,河水奔流湍急。敌军凭借天险,以53个团的兵力,在沿江西岸600里的广大地区进行布防。徐向前等察看地形后,发现敌军江防布线过长,其间有很多薄弱环节。在苍溪县城附近,江水流速低缓,利于船渡。江东岸的前山陡峭,居高临下,利于红军发挥火力,掩护部队渡江;后山坡缓,草深林茂,便于大部队隐蔽。据此,徐向前提出,以苍溪城东南约6里的塔子山为主渡点,实施重点和多路突击相结合的战法渡江。

1935年3月28日夜,先锋突击队3个营分乘70来只小船,快速直驶对岸。敌人发觉阻击时,渡江部队船头的机枪和岸上的炮兵一齐开火,突击队胜利登岸。次日清晨战斗结束。红四方面军分3路,强渡嘉陵江均告成功。29日拂晓,红30军主力相继渡江.。川军出动一个师前来防堵,双方激战。已过江成功的部队,从侧后发起进攻,一举击溃了增援的敌军。与此同时,31军于苍溪城北鸳溪口强渡成功,击溃川军一个旅,一举攻占对岸险要阵地。红9军于阆中城北对岸涧溪口登岸,向南部县疾进。另一部于31日攻克阆中城,嘉陵江西岸的川军防线已开始崩溃。

强渡嘉陵江是红军长征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渡江战役,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年的主要渡点苍溪塔山湾,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红军渡”。1984年10月,83岁高龄的徐向前元帅亲笔写下“红军渡”几个大字。苍溪红军渡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70年前的“强渡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石刻标语口号。

剑门关

出其不意攻克天险

剑门关横亘在剑门山上,扼川陕大道。剑门山七十二峰峰峦绵延,似七十二头雄狮面北而卧;其中大小剑山绝壁对峙,状似一道门,故称剑门。隘口悬在几丈深的绝壁中,山间只有一条小路,这便是剑门蜀道,蜿蜒穿门缝而过。关口有座3层门楼,楼上设置瞭望哨。正因为它如此险要,又处战略要冲,故也为历代兵家战场。川军长期设防于此,地堡成群,战壕密布。敌人声称:红军过得了江,不一定过得了关。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过了江的红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沿江敌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剑门关。

1935年4月2日,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直接指挥这场战斗。从拂晓激战至黄昏,经过冒雨血战,全歼守敌三个团,敌主力团长杨倬云在营盘嘴坠崖而亡,剑门关要隘被攻占,红军各部乘胜追击,敌军企图凭险夹击的战略屏障被摧毁,嘉陵江防线立即土崩瓦解,广元以南400里的嘉陵江西岸完全归红军控制。自古历经上百次战斗未曾有失的剑门关,而今被踩在了英勇无畏的红军脚下。红军乘胜向纵深推进,踏上了北上征途。如今,在剑门关景区内,由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的“红军攻克剑门关纪念碑”矗立,无声纪念着当年那段红军激情战斗的岁月。

嘉陵江战斗和剑门关战斗,前后仅隔一个星期。这两次战斗后,红军乘敌慌乱之际,向纵深进击,横扫涪江、嘉陵江流域之敌。从4月9日到21日,红军各部连续取得作战胜利,控制纵横三四百里的广大地区。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红军占领9座县城,歼敌1万余人。那时,中央红军正在四渡赤水、转战黔滇,被国民党军前堵后追,是非常艰难的时期。这里的胜利,对敌人是个重要牵制。

土门

突破天然屏障

嘉陵江战役后,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休整。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中央红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电。接到该电,红军即向川西松潘一带前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川西的松潘、理县、茂县、汶川地区属高山寒冷地带,荒山连绵,河谷纵横。红军西进,首先必须通过被视为天然屏障的土门。这里绵亘着80里长的高山,不少地方是悬崖。川军部署8个团、约1.2万人,以为这么些兵力,再加上易守难攻的天然地势,完全可以负隅固守。但是,红军在向土门进军的途中,仅仅10天就攻克了川军凭险据守的几处要隘,15日拂晓向土门发起总攻。经过一天激战,歼灭守军7个团,占领土门和茂县县城;随即占领理县、松潘等地。此时,中央红军已过会理、冕宁,正在北进。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在望。

剑门关之战后,红军在今绵阳市境内梓潼、平武、北川、江油等地,连续取得作战胜利。土门又失利,蒋介石十分恼火,严令刘湘、邓锡侯等进行全线反击。红军也令王树声率军,在千佛山一线展开阻击,指战员身披蓑衣、脚穿草鞋,忍饥挨饿,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为中央红军北上赢得了时间。

第30军出北川县(现北川羌族自治县)南下,解放了沿途县镇,为日后中央红军的北上创造了良好条件;第4军则奉命开往更北面的松潘县,以阻止甘肃南部的敌军毛炳文部南下入川;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成功会师。

两河口会议

决定建立川陕甘苏区

中国工农红军“两河口会议”会址,位于小金县两河乡境内,距县城69公里。该址原是供奉“汉寿亭侯”关羽的关帝庙。1935年6月26—28日,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具有仅次于遵义会议的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16人。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同意了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

包座

诱敌深入,扫清北上障碍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5、9、31、32、33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1、3、4、30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主力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泥泞和饥饿,历尽艰辛,终于在8月底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

班佑以东之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分驻上包座的大戒寺1个营、求吉寺两个营,两处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截红军。

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 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并攻占了大戒寺。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撤至大戒寺东北山区隐蔽。敌见我阻击无力,包座敌人又频频告急,便放心大胆地急速前进,至当日下午,敌291、289两个团进至包座河西岸,294团进到包座河东岸,师部进至大戒寺以南,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

下午3点,红军向敌49师发起总攻,隐蔽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红军第88师第268团由包座河以西像钢刀一样插入敌291团和289团之间,并切断了东西两岸敌人的联系,敌49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一小时后,首先将敌291团歼灭。经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大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2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红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求吉寺之敌也被全歼。

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红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北上红军得到了基本补充。包座战斗的胜利,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红军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腊子口

出奇制胜 打通甘南门户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地势险峻,悬崖绝壁间夹着一道窄窄的山沟向上延伸。山中一道河水急流而下,隘口处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

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之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沿若尔盖、巴西、班佑继续北上。敌军围追堵截,并命甘肃地方军阀鲁大昌部在腊子口、岷州一带阻击,妄图把人困马乏的红军消灭在此。另外,它的另一侧则是卓尼藏族土司的2万武装。9月10日,毛泽东率8000余红军北上,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不打下天险腊子口,红军在政治、军事上将十分被动”。因此,俄界会议的另一议题,就是组织开展攻打天险腊子口的战役。尽管包座战役之后,红军的给养得到了一定的补充,但仍十分困难。在毛泽东的斡旋下,开明的 土司秘密撤走了把守岷、迭山间所辖险峡关口的武装,并为红军架桥修路,又打开了该地一座储藏四十万斤粮食的粮仓,支持了红军。

在旺藏一个叫茨日那的村庄,毛泽东下达了“以三天行程拿下腊子口”的命令。从茨日那到腊子口有几条崎岖的羊肠小道,不论走哪一条不是过“悬空栈道”,便是过险桥,跋山涉水,穿原始森林,异常艰辛。在到腊子口的途中,先头部队打了两仗,击溃敌人两个营,并俘获了20名敌人。一部分敌人溃退,但一部分仍想凭借天险进行死守。

腊子口两边的山脊高约500米,陡峭的山势再加上生长其间的茂密树林,连善于走山路的岩羊也难以行走。敌人在长30米,宽8米的口子内一座木桥边修筑了碉堡,很难接近。红军的七八次攻击都未能成功,最后决定要智取,不能强攻。一名叫云贵川的战士带领十几名红军从右侧的山脊爬上去,另外两个连的兵力从左侧一条不起眼的山沟里向腊子口纵深山脊迂回成功。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一路从正面进攻,一路从山腰向下打,另一路则从腊子口约2里的纵深山脊上俯冲下来,进入腊子口内与敌人激战。上下夹击,内外夹攻。“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腊子口被智勇双全的红军攻克。成为长征途中出奇制胜,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役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原标题: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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