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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后44名地方官调任中央 东部赴京最多(2)

2015-09-01 06:57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编辑: 余辰璐   责任编辑: 马兰

赴京官员多数为50后,学者型官员居多

盘点十八大以来从地方赴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官员,在年龄分布上,跟从中央到地方任职的官员明显不同。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进京官员职务调整时的年龄,集中在52~60岁,这是多数省部级官员所处的年龄段,有31人的年龄超过了55岁,多是典型的“50后”。这跟之前本刊统计的“空降”地方任职“京官”大多为“60后”,即大多不到55岁存在差别。

统计显示,在这些赴任中央有关部门的官员中,最年轻的是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出生于1964年,今年51岁。年龄最大的是2014年11月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秦光荣,今年65岁,调动回京的年龄是64岁。其次是2014年6月任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党组书记的陈政高,今年63岁,调动时的年龄是62岁,和陈政高同龄的还有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陈存根,2013年1月他从重庆调到北京时是61岁。

相比于赴地方任职的“京官”,地方官进京出现年龄层次差别,在胡仙芝研究员看来,基本符合了干部成长本身的规律。

胡仙芝表示:“一般来说,年龄和经历密不可分。年纪轻的,经历相对简单,经验和能力肯定不如年纪大的来得丰富和全面,因此更需要到基层和地方锻炼。而经历过地方锻炼的干部,在认识高度、经验程度和能力方面更加成熟,更加能够把握国家宏观、全局的治理工作,也更加适合和胜任中央层面的一些工作岗位。”

除了年龄外,这些进京官员的学历也是一大看点。统计显示,博士15人,硕士24人,本科4人,大专1人,其中拥有博士学历的占了1/3多。

在公众的印象中,“学者型”官员擅长理论和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责任意识强、公众形象普遍较好。

“很显然,在地方经过历练的这些学者型官员,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他们能够被调往中央,显示出被看重和寄予厚望。”许耀桐说。

从时间上,十八大以来,2013年是地方官进京比较集中的年份,统计显示,这一年有23人从地方到中央任职。

对此,许耀桐认为:“十八大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因为我国领导人是每五年一次交接,调动干部频繁主要和届期有关,所以2013年的调动会比较频繁一些。”

除此之外,跟“央地干部交流”的任期也有关系。胡仙芝告诉记者,央地干部交流的官员是有任期的,地方官员一般是三年一届。“一般地,在干部换届的年份干部流动比较多,其他的年份则属于调空补缺。2013、2014、2015年份干部流动数量的分布,也体现了这个特点。”

5年前中组部选派66名厅官任职地方,回京晋升副部级至少7人

今年夏天,辛国斌再次搬家了,他从青海省副省长的位置,调回工信部担任副部长。

8月8日,在内蒙古包头市召开的第七届中国包头稀土论坛上,辛国斌首次以工信部副部长的身份在媒体前亮相。

作为5年前中组部选派到地方交流任职的66名中青年干部之一,辛国斌赴任青海前任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之后历任青海省海西州委副书记(正厅级)、青海省副省长等职务。

在这66名中青年干部中,在十八大后,像辛国斌这样到中央有关部门任职副部级职位的官员至少有7个人。从履历看,辛国斌是就地晋升为副省级官员后回京的,跟他一样就地提副省级后回京的,还有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书记喻红秋,当时调任贵州省贵阳市委副书记,后升任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之后回京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如今是中央纪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组组长。

除了就地提拔为副省级官员,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当年66名中青年干部中,至少有5名属于“回炉”出任副部级官员。2013年8月升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史耀斌,被选派到地方交流时是财政部税政司司长,他被派往湖南省湘潭市交流,不到三年就“回炉”财政部出任副部长,目前分管税政司、金融司、国际经济关系司、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PPP中心)。

同样经过“回炉”提副部的,还有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金学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刘俊臣,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邹天敬,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吴清海等。

专家分析,中央一直很重视基层和地方的任职锻炼,把到基层和地方工作作为培养高层公务员的途径,目前加大了这方面的工作力度。

许耀桐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中组部当年选派66名中青年干部到地方交流任职,直接促进了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任职,这些官员能够提拔回京,显然是属于国家紧缺型人才,“这种交流既是加强地方治理、促进地方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干部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也是促进央地交流、优化政治环境、预防集体腐败的有利选择。”

东部地区赴中央任职官员最多,北京拔头筹

东部经济发达,往往成为中央安排锻炼干部比较多的地方。

不仅如此,东部也成为官员从地方派回中央工作的密集地。统计显示,在44位进京地方官中,从东部沿海地区调往中央的官员数量最多,有17人。

从东部调往中央的官员中,涵盖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

胡仙芝认为:“决定干部升迁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业绩是最主要的。从地区分布来看,结合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不难得出,政绩在干部考核和激励机制中还是有较大的比重和因素。”

分析发现,从东部地区调往中央官员最多的地方不是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区,而是北京。统计显示,十八大以来,北京有4位地方官到中央任职。

在胡仙芝看来,由于地理位置贴近,所以来往交流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信息沟通及时机把握也更有利,加上同样在京工作,工作事业与家庭生活也能更好地统一协调,所以客观上会导致北京与中央交流的机会更多。

“事实上,在北京工作的地方官,家庭、生活上基本不会有后顾之忧,所以只要组织有需要,基本上都能够实现;而其他地方的官员到中央来工作,拖家带口,不可避免会涉及到家庭安置、两地分居和子女教育等诸多现实困难”。胡仙芝说。

原标题:十八大后44地方官已调任中央 分析称体现组织重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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