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徒步第三天，参与的70后志愿者们在途中留影。受访者供图
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余70后非独家庭成员在今年国庆期间走上了一段“自讨苦吃”的路。他们从山西运城徒步100公里到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呼吁国家全面放开二孩，因为留给70后的机会实在不多了。
如今，围绕“二孩”的放开与否，多地的实践效果渐渐清晰。对此，多位学者呼吁，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人口变化及相应的决策事关中国未来。
“朝圣”之旅
70后非独呼吁全面放开二孩
100公里，是山西运城到翼城的距离。今年10月2日起，一行14人徒步走了整整4天。
这是一段“自讨苦吃”的旅途，为了再次将70后非独家庭的声音传递出去，呼吁国家立即全面放开二孩。
参与者们穿着白绿色衬衫，举着印着“徒步去翼城”的旗子，在尘土飞扬的国道上和焚烧秸秆的烟雾中走成一条直线。他们经过农田和村庄，路过村民晒的玉米，甚至在黑夜继续前进。
有的参与者脚上磨出水疱，坐在国道边上脱下鞋子，用针挑水疱；有时到了饭点，却因身处荒芜的地方吃不上饭。
他们的目的地叫翼城，一个地处山西省西南名不见经传的县城。然而，对于他们这十几个70后非独家庭却有着独特的意义，这段路也有了“朝圣”的意味。
30年前，在学者梁中堂的推动下，国家特批在翼城县试点二胎晚育。翼城县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区。试点多年后，学者在这里发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生育意愿也会有一个自然调节的过程。
领队“凤凰”，是生于1977年的湖南妹子。凤凰来自一个非独家庭，婚后育有一女，因丈夫担任公职，不能生育第二个孩子。
“我已经是38岁的高龄了，如果再不全面放开二孩，我这辈子肯定没机会了。”
凤凰的担忧也是部分70后非独家庭的心声。在这些名字中有“70后”、“非独二胎”等关键词的微信群中，焦灼的情绪一直蔓延着。随着近期“二孩”话题变热，他们再次紧密关注着政策的风吹草动和各种与人口政策相关的“信号体”文章。
不能否认的是，等待是有代价的。群内的一些70后不得不面对的是月经量越来越少的现实。她们深知，这意味着身体再造卵细胞的功能正在丧失。
“二胎”试点
翼城试点30年后生育率未升
至今，年近70岁的梁中堂每年都要去几次翼城，最近的一次在今年2月份。在人口学语境中，翼城与梁中堂是两个关联词语。
1985年，在全国普遍实行“一胎化”政策的背景下，翼城县的农民家庭允许生育二胎。但需要满足“晚婚、晚育和生育间隔”这三个条件，即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30周岁后可生育第二胎（2009年后，提前到28周岁）。有专家将这一试验称为“翼城模式”。
若对计划生育政策追本溯源，1979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当年，计划生育政策由鼓励变为强制。一年后，“一胎化”就由政策成为国策；1981年3月，负责政策监督的计划生育委员会诞生。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1月写入新修改的《宪法》。
1984年，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的梁中堂递交了《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建议放弃“一胎化”，采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方案。
1985年春，梁中堂再次建议，请求中央批准他在北方地区选择一个县进行试点试验。翼城县“晚婚晚育加生育间隔”的试点由此而来。
当年，翼城计生委规划了翼城《人口发展测算表》，计划到2000年，翼城总人口达300331人。而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翼城人口达到303258人。规划与现实，几乎达到惊人的一致。
此后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翼城的人口总量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性别比优于全国平均值。如在1982-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临汾市增长了30.4%，翼城县仅增长了20.7%。
梁中堂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翼城经验已表明，即使放开人口控制，人口也不会无序增长，人口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30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经济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发展，而翼城的现状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梁中堂认为，翼城人口变动和现状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决定的。所谓“翼城模式”的成功，是因为这里的人口现状是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
然而，这种模式自从出现至今，不同的声音不时响起。有人质疑翼城因有梁中堂的指导才能取得成功等，而这也在梁中堂的预测之中。他清晰地认识到，如果翼城离开了梁中堂不能成功，那么这个试点就没有意义了。因此，他也在淡化自己的存在。
近日，“携程旅行网”CEO兼董事会主席梁建章以及人口学者黄文政撰文透露，在2015年上半年，卫计委曾派人去山西翼城调研来“研究”全面放开二孩的可推广性。两位作者认为，翼城的政策试验结论早已清晰，其试点结果印证中国需鼓励生育。
原标题：江苏计生红旗县提前20年进入老龄化 学校缺生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