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时，冯建梅就住在距离镇政府不远的出租房里，但是这家人要摸清计生政策里的各种门道，显然要走更多的路。
待到邓吉元从外地匆匆赶回家，他去找政府的人理论。政府的人跟他解释，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违反了政策就是不行。
这个和计划生育打了30年交道的邓家三儿子，在北京接触媒体和律师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计划生育工作中曾经明令禁止大月份引产，“政府这么做是犯罪”。
他本来准备起诉政府，后来因为不断有人到他父母那里去劝说游说，最后放弃了。但他和政府的隔阂，至今没有消失，“轻易不愿意往政府去”。
而自从引产的事情发生后，冯建梅就再也没有回到过镇坪县，带着女儿转学到了相邻的平利县，租了一间毛坯房住下。在镇坪县一处水电站工作的邓吉元，每周只有周六周日，才能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和妻儿短暂地团聚。
事发后，再生一个孩子一直是他们的愿望。可是由于引产留下的后遗症，怀孕变成了一件艰难的事情。邓吉元夫妇为此跑过沈阳、西安等地的大医院，医生甚至一度给出只能尝试试管婴儿的诊断。
到现在，冯建梅仍然能够一口说出自己用验孕棒查出怀孕的准确日子，她记得那天晚上为此庆祝，他们俩特意吃了一顿香辣虾。
小女儿的降生让这个家里变得温馨了不少。在周六周日难得的相聚时光里，邓吉元尽可能多地争夺抱女儿的时间。就连大女儿要亲一下这个小妹妹，他也紧张地护着，生怕她再次受到伤害。
“有时候是会更偏向小的一点。”邓吉元低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刚刚吃饱的小女儿，有点不好意思地小声说。为了确保孩子万无一失，冯建梅没有去家附近的县医院建档，而是跑到了安康市人民医院，为此每次产检她都要坐至少一个半小时的班车。
这个每月只有5000多元收入的家庭，“感觉什么都想给孩子用最好的”。就连名字，也是精挑细选的。他给女儿取名叫做“思忆”，“就是有一种思念的意思吧。”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惨烈的事件，计划生育的政策或许不会变得那么快。”当在手机新闻上看到全面放开二孩的新闻后，邓吉元说。
实际上，在“单独家庭放开二胎”的政策出台时，有评论说“这对患难夫妻的遭遇一度引发舆论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又一轮反思”。
认证信息为“陕西镇坪大月份引产事件当事人，镇坪县曾家镇渔坪村农民邓吉元”的微博转发了这条消息，并且加了两个字的评论：“晚了”。
原标题：陕西7月大胎儿被强制引产追踪：父放弃起诉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