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印斌
淅沥沥、哗啦啦，天上下起了红包雨。一台春晚，亿万观众都在”咻一咻”。支付宝数据显示，除夕当晚，“咻一咻”总数达3245亿次，最高频次达到210亿次/分钟。最终，有79万用户平分了2.15亿元现金红包，人均金额271.66元。
红包年年有，今年格外大。以前是朋友圈里的友情游戏，零零碎碎间黏合了友谊，支付了真诚。今年则大大不同，互联网的强势介入，让很多人在嘟囔一句“马云来了”之后，继续低头咻一咻，及至颇有斩获，抬头又是一句，“还是马云大手笔”。
有人就此批评，整个春晚，全国人民都在咻一咻，都顾不上这顿文化大餐了，这是哪儿跟哪儿嘛。也有人说，红包很喜气，不过，商业味是不是太浓了？在此前的预演中，有合作品牌商就表示，红包互动之后，线下销售量出现骤升，很多门店甚至不得不紧急跨区域补货。
这样的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不过，却未免生硬、牵强。春晚节目有多大吸引力，能不能让全国人民茶饭不思，本质上应该由节目质量来负责，与红包关系不大。没有红包，该看的照看，不看的也不能“牛不喝水强按头”。
至于对“红包大战”过于商业化的指责，则更是一种精神洁癖。商业本来就无处不在，大可不必过于矫情，搞到好像世外高人不理世事一般。何况，支付宝发放的红包除了祝福之外，那都是真金白银，并无欺瞒。即便这其中因为互联网红包的强大聚合功能，使得商家与用户之间多了一些互动，也未尝就一定是一件坏事。
派红包本是春节的传统习俗，在这个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日子里，原本就有讨个吉利、沾点福气的意味。在以往的农业社会，红包的流动往往是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讲究的是面对面的祝福。多少年来，这种习俗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印记、文化符号，在不断的重复中得以强化，甚至成为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标志。
近年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包括派红包在内的年俗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以往的一只手到另一只手，演变成从一个手机到另一个手机。其间的触感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亲情、友情的浓度却并未衰减，甚至因为这种先天的便利性，发一发，抢一抢，咻一咻，互动的频次既已大大加密，则分享的意愿也越来越强化了。
对此，有人有些不适并不奇怪。举凡新鲜事物，总归会有一个从不适到熟悉，进而被全身心拥抱的过程。以前的短信拜年、微信拜年，不都是这样吗？现在还有谁会觉得这样“不见面”的拜年违背传统？可见，互联网红包之进入庸常生活，一点都不奇怪。这样的新年俗不仅能够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让过年多了一种新期待。
即以支付宝设定的“五福”而言，富强福、和谐福、友善福、爱国福、敬业福，这些语词固然恢宏，可哪一个都会具体而微，可以延伸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具体民众。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设计，恰恰可以将宏大叙事与小小红包连接到一起，沟通庙堂与江湖，焊接时代与细民。
一个红包，浮在面上的是钱、是游戏，而蕴藏在深层的则是文化与价值观的潜移默化。传统文化之所以有生命力，正在于不断衍生新的方法，惟其不断维新，方才可能在传统的延续中，建构新的传统和新的民族记忆。
其实，早在春晚之前，很多“政务红包”已经大发特发。2月1日，广州、南京、成都、武汉、西安、石家庄、无锡等七座城市，联袂在其政务微信发布平台上向市民拜年，派发总计20万元的现金红包。国资委也带着中粮集团、南方电网、中国电信三家央企给粉丝派发万元新春红包。至于一般单位内部的小小利是，所在皆是，自不待言。
互联网红包还是一个红包，除了或多或少的一点现金，更应该被在意的，则是红包里红彤彤的祝福。传统的中国人当然应该生活在传统中，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本义所在，红包就是构成传统的一个侧面。世界是平的，红包的世界也是平的，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公务员还是农民工，都是红包世界的一个节点，都在漾满祝福的正月里，喜气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