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朝荣在细心地为村民检查病情。 本报记者 衡昌辉 摄
□本报“新春基层”特别报道组
2月11日发自江油市厚坝镇犀牛村
正月初四清晨的郭朝荣一家，是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的。
69岁的何群蓉的女儿来了，说老人感冒没好，还得赶在中午走亲戚之前再输一次液。匆匆刨了两口饭，郭朝荣疾步走向200米外的江油市厚坝镇犀牛村卫生站——他，是卫生站里唯一的医生。
打开门，郭朝荣麻利地给老人挂上输液袋，又从里屋搬出一台电暖器，放在老人脚边。
卫生站的一天开始了。
老村医新纠结
上午9点过，64岁的杜孝华走进了卫生站。“郭医生，我眼睛不舒服。”“你这是结膜发炎，我给你开两天西药。”
郭朝荣家祖祖辈辈都在村里行医，到他已是第七代。“我父亲是老中医，最擅长治疗眼疾，他过世前把这些医术传授给了我。”
杜孝华老人是眼疾，为何开出的不是祖传的中药方子而是西药？面对记者的疑问，郭朝荣释疑，原来，当地一些村民忌讳春节期间在灶台上熬制中药。对此，土生土长的郭医生自然了如指掌。
杜孝华刚离开，邻村77岁的冯秀英婆婆又来了。为了看病，她舍近求远硬是走了40多分钟，专程跑到这里，“郭医生医术好，还从来不关门休息，我不怕走冤枉路。”说起郭医生，老人有说不完的话。
才10点过，不大的卫生站，已有五六位前来看病的村民。郭朝荣连忙招呼站在门口的女儿进来搭把手——32岁的女儿，如今也继承父业，在浙江金华当上了医生，这次春节回家，正好成了老郭的编外助手。
老郭的妻子也没闲着，“啪”地一下按开电视，电视剧《琅琊榜》一出来，一屋子的人终于安静下来。
老郭一个人忙碌在诊台、中西药柜之间。从1976年当上赤脚医生以来，在这个位置，他已经待了将近40年。40年来，卫生站经历了从集体合作医疗到个体自营，从自负盈亏到公益性质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的变迁。
村里人说，现在谁也离不开郭医生，不论刮风下雨、夜半三更，只要谁生病了，给郭医生一个电话，他一准到。妻子说，这几十年老郭从来不敢在冬天把毛衣脱了睡觉，就怕谁又要半夜叫诊。
今年春节，已经好几年没有来过丈母娘家的女婿来了。此行，女婿有个重要任务，就是劝说老郭把卫生站的事辞了，“跟我们去浙江，安心养老，实在闲不下来，到医院药店坐坐诊也行，肯定比这里轻松。”
对于女儿女婿的劝说，老郭却总是说“再等等，再等等”。老郭说，家里七代人都在村里行医，不能到他这一代就断了。
老村医新考验
临近中午，就诊的病人陆续离开。妻子打扫了院子，领着女儿女婿回家做午饭，郭朝荣却背起十多斤重的药箱、手拿档案册，走向十几米之外的徐成秀家。
这是附近唯一一户没有贴外墙砖的人家。郭朝荣说，这家的儿子得了脑瘤刚做完手术不久，老母亲又有糖尿病，到卫生院不方便，他必须上门巡访。
推开门，郭朝荣叫了一声“徐婆婆”，便快速走上楼梯，伸手去扶着老人一同下来，“您慢点，手要抓紧扶手。”
从角落里拖了两根凳子，郭朝荣开始给老人量血压。
郭朝荣说，村里有180多名高血压、60多名糖尿病患者，每个季度他都要上门测量一次，做例行检查。为了查饿血，大多数时候，天还没亮，他就得起床，一家一户地走访。
加班，对于这位村医来说，已是家常便饭。然而，最让老郭头疼的，却是那台电脑。按要求，郭朝荣要为村里2300多位村民全部建立健康档案，为重度精神病、高血压患者、0—6岁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专项档案；每天的药方，也要逐一录入电脑，上传全省统一的平台。
对于只有初中文化的郭朝荣而言，操作电脑可成了难题。不得已，年过5旬的老郭只得请教隔壁小学的老师学习计算机。如今，郭朝荣已能熟练地制作电子健康档案，但仍习惯使用手写板，“输入量太大了，一年要用坏一个手写板”。
记者手记
期望村医“后继有人”
采访间隙，郭朝荣的女儿郭婷婷跟记者忆起一件旧事。去年，郭婷婷和母亲合谋，把父亲“骗”到金华去住一阵，“希望他就此待下去，不回来了”。谁知，才过了几天，老郭就悄悄买了两张火车票，拉着老伴又回到犀牛村。
对于老郭的固执，家里人很不理解。老郭却跟记者说起另一件旧事，他说，村卫生站以前还有三个医生，后来，另外两个走了，就剩下他一人。“如果连我也走了，全村的人生病了咋办？”
另一件让老郭忧心的事，是后继无人。“每年参加市卫生局组织的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屋里坐的全是五十岁以上、甚至还有古稀老人，再过十年二十年，咋办？”说起这些话，老郭有种负疚感。
随着政府对基层公共卫生支持力度的加大，去年，老郭领到人生中第一笔5万多元补贴。今年1月，绵阳市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他希望，未来的村医职业有更多吸引力。（本报记者 林卫 胡敏 钟振宇）
原标题：一位乡村医生的新年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