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和服务如何加强优质供给?
推动PPP发展补上重建设轻管理短板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合伙人 徐志刚
供给侧改革，首要的就是减少无效供给。现阶段我国工业和房地产领域过剩比较严重，生产的产品、建好的房子卖不出去。基建和政府投资领域也存在大量无效供给，如打着城镇化旗号催生的“鬼城”“空城”，很多都是投资过剩的产物;门可罗雀的展览馆、大剧院等，成了白砸钱的政绩工程。
然而同时我们又看到，很多需求强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却十分不足。入学难、看病难、养老难，呼吁了很多年，还是老样子。空气污染、交通拥堵、臭水沟、断头路等现象，何尝不令人心痛。有些公共设施，建了没人维护，成了摆设，没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重数量、轻效益，重建设、轻管理，屡见不鲜。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个“短板”为什么多年没补上呢?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机制问题。政府亲力亲为，垄断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财政资金有限，投到东，就没法顾及到西。用完财政资金，地方政府又借道投融资平台融资搞建设，债台高筑，长期下去是无力为继的。
打破这种僵局，采用PPP模式不失为一种极佳的政策选择，就是要在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建立起一种长期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双方作为平等的主体，依靠契约维系。这种合作关系是针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从项目前期工作到审批、建设、运营维护直至期满移交退出等各个环节。通过PPP模式，可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领域，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市场活力、专业管理优势，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效率。
要想做到公共产品的优质供给，首先要选好社会资本。好的社会资本应该具有丰富的产业经验、雄厚的财务实力，能够以合理的价格提供公共设施建造和公共产品。无数项目实践表明，只有通过充分竞争才能选到最合适的伙伴，有效降低政府的支付成本，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质量和效率。
其次，政府要强化契约精神，恪守信用。一方面，政府必须按照相关协议要求做好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以及绩效考核。不仅自己要监管好，而且要发动社会来监督，采用多种方式监管;同时政府支付给社会资本的补贴要同监管考核结果挂钩。这种新的模式，将倒逼政府职能的转变，做到监管不缺位，把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要放手。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实现公共产品、服务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政府也要严格按照相关协议的要求，及时足额支付服务费，这样才能确保公共产品、服务的达标和高效提供。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和履约氛围，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公共服务领域，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全面提高公共产品、服务的质量效率。
(本报记者 陈岩 整理)
适应当前新消费结构，如何扩大有效供给?
让市场之手发挥更大作用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文溥
供给侧改革是中央在中国经济增长“三期叠加”和“新常态”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针对性治理方略。
2010年之后，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出现了新一轮升级转换迹象，以住房交通和食品衣着等实物消费为主，逐渐变为服务消费与实物消费并重的消费结构。然而，投资结构却并未随之发生明显的调整。
投资和消费需求结构相悖，使得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同时并存。一方面，1999-2015年，所有工业行业的产品库存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1%，其中与房地产业、交通业息息相关的上下游产业，产品库存年增长率更高。另一方面，现代服务产品，尤其是与过渡阶段居民消费升级方向相关的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产品供给却严重不足，上学难、就医难、养老难已经成为全国性问题。
市场是实现供需结构协调的基本手段。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居民消费支出转向住房、交通支出为主，我国在房地产业实行了市场化改革，在交通业尤其是汽车产业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大大提高了住房、汽车的供给能力，满足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升级变迁。然而，现代服务业至今仍是市场改革最为滞后的领域，在这些领域，资源垄断限制供给，产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政府价格管制，扼杀价格调节，不断放大供需矛盾。当前中国经济严重的产能过剩，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结构无法适应需求的结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垄断严重。
因此，要充分运用市场之手调节供给结构。下一个阶段必须围绕未来5到10年、10到20年的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趋势变化，借助于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市场开放等相关措施，淘汰落后产能，构建能够满足新消费结构的产品和现代服务供给体系，形成有效供给，重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既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和乘法操作，有的放矢，进一步明晰供给结构调整的重点和方向，同时，也避免过剩产能问题的循环出现，使新形成的供给能力与消费需求相适应，实现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推动新消费、新消费倒逼新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放松管制、释放供给活力、让市场之手发挥更大作用，提高投资有效性。
(本报记者 赵若言 整理)
原标题：供给侧改革，三大关系怎么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