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美国政府不惜血本救银行，却放弃了被视为“美国工业象征”的汽车业。当年，底特律汽车巨头克莱斯勒、通用相继申请了破产保护。
但是，通用只用了创纪录的40天就走出了破产保护；16个月后正式回归纽约证券交易所，IPO规模达到创美国纪录的201亿美元；2015年，通用汽车全年净利润97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对大多数中国百姓而言，底特律和通用是有关“破产保护”的第一堂课。至今，对于“破产保护”和“破产”，很多人仍然模模糊糊地划着等号。
破产保护、破产重整，中国准备好了吗？
三年处置345户僵尸企业，这是中国当前央企改革的沉重任务。5月1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要立足以改革促发展，坚持企业主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央企“瘦身健体”、提质增效。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对中新社记者表示，在目前产能严重过剩的形势下，解决“僵尸企业”、困境企业问题，应“加减法”并行：加法，即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问题，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分红权改革等；减法，则是通过《企业破产法》以市场化方式去产能，依法处理大量“僵尸企业”。
需要破产重整的，不仅是国有“巨无霸”。如何充分激发数量巨大的民营企业活力，以市场化方式处置清理“僵尸企业”同样迫在眉睫。
在中国，走在民营经济最前面的温州，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破产保护、重整重生的一个样本。
2011年下半年民间借贷局部金融风波爆发后，温州大量企业陷入困境。温州破产管理人协会名誉会长、知名破产清算律师周光对中新社记者表示，2011年是温州人的一个“黑暗年份”，那一年温州发生了民间借贷风波，老板失联跑路，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跳楼自杀。部分企业因资不抵债而停止经营或濒临停产，形成了一批“僵尸企业”，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
“尽快清理这些企业，依法破产清算，能救活的就按照市场化手段破产重整寻找新投资方，救不活的就放弃。”这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温州的共识。
为了破除破产理念障碍，温州上下一起，大力宣传破产保护功能。与宣传相比，真实的案例则更有说服力：2011年9月，欠债出走美国之后回国的当地著名企业家、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在信泰集团破产重整成功后说出了一句经典口号：与其跑路，不如申请破产保护。
海鹤药业，是温州破产重整的一个成功样本。
这家有340多年历史的温州制药企业，2011年因法人代表涉及巨额民间借贷无法偿还，在债权人压力下申请破产。当时，企业的帐户里只剩下2万元人民币，而债权人有100多号，债务超过3亿元，其中银行债务超过1亿元。
这是一个在当时看来不可能重生的企业。
但是，海鹤药业通过申请破产重整，将无形资产分离出来单独打包拍卖，药厂拥有的51个药准字批文成功吸引了来自北京的战略投资方。最终，按债权人会议决议设定优先权的普通债权均得到100%的清偿；普通债权(社会借款)受偿率达到7.64%，比直接破产清算高3个百分点；银行作为最大债权人的7000万元人民币本金已收回6000万元。如今，走向重生的海鹤药业生产规模已经超过破产前。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建新表示，2013年至2015年，温州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554件，审结425件，分别占全省的43.79%和53.59%。通过破产促成海鹤药业、中城建设集团等一批温州本土龙头企业成功重整，盘活土地1888亩、厂房111.47万平方米，安置企业职工1万多人，清理企业债权债务166.79亿元人民币，化解不良资产80.21亿元。
但是，产自“试验田”的温州经验，还很难走出温州。
尽管温州各级政府部门已经有成熟的机制，能够帮助破产重整后的新企业解除后顾之忧，但这些“特事特办”的做法，在温州之外，却无法很好对接。
专家建议，“温州经验”走出温州，还要从中长期着眼：一是研究建立国家破产管理局；二是在《破产法》中增加预重整制度，使得破产企业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各利益相关方已达成一致；三是建立企业信用修复机制和银行间授信监控平台，使符合标准的企业不再被纳入金融和税务系统的黑名单中；四是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企业破产与重组中心主任李曙光认为，下一步，为了更好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建立一个有信用的市场经济，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中，《破产法》非常关键，应成为治愈当前产能过剩顽疾的一剂治本良方。
原标题：从底特律到温州：中国对“破产”准备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