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门
突破天然屏障
嘉陵江战役后，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休整。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中央红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电。接到该电，红军即向川西松潘一带前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川西的松潘、理县、茂县、汶川地区属高山寒冷地带，荒山连绵，河谷纵横。红军西进，首先必须通过被视为天然屏障的土门。这里绵亘着80里长的高山，不少地方是悬崖。川军部署8个团、约1.2万人，以为这么些兵力，再加上易守难攻的天然地势，完全可以负隅固守。但是，红军在向土门进军的途中，仅仅10天就攻克了川军凭险据守的几处要隘，15日拂晓向土门发起总攻。经过一天激战，歼灭守军7个团，占领土门和茂县县城；随即占领理县、松潘等地。此时，中央红军已过会理、冕宁，正在北进。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在望。
剑门关之战后，红军在今绵阳市境内梓潼、平武、北川、江油等地，连续取得作战胜利。土门又失利，蒋介石十分恼火，严令刘湘、邓锡侯等进行全线反击。红军也令王树声率军，在千佛山一线展开阻击，指战员身披蓑衣、脚穿草鞋，忍饥挨饿，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为中央红军北上赢得了时间。
第30军出北川县（现北川羌族自治县）南下，解放了沿途县镇，为日后中央红军的北上创造了良好条件；第4军则奉命开往更北面的松潘县，以阻止甘肃南部的敌军毛炳文部南下入川；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成功会师。
两河口会议
决定建立川陕甘苏区
中国工农红军“两河口会议”会址，位于小金县两河乡境内，距县城69公里。该址原是供奉“汉寿亭侯”关羽的关帝庙。1935年6月26—28日，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具有仅次于遵义会议的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16人。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同意了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
包座
诱敌深入，扫清北上障碍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5、9、31、32、33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1、3、4、30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主力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泥泞和饥饿，历尽艰辛，终于在8月底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
班佑以东之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分驻上包座的大戒寺1个营、求吉寺两个营，两处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截红军。
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 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并攻占了大戒寺。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撤至大戒寺东北山区隐蔽。敌见我阻击无力，包座敌人又频频告急，便放心大胆地急速前进，至当日下午，敌291、289两个团进至包座河西岸，294团进到包座河东岸，师部进至大戒寺以南，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
下午3点，红军向敌49师发起总攻，隐蔽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红军第88师第268团由包座河以西像钢刀一样插入敌291团和289团之间，并切断了东西两岸敌人的联系，敌49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一小时后，首先将敌291团歼灭。经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大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2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红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求吉寺之敌也被全歼。
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红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北上红军得到了基本补充。包座战斗的胜利，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红军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