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那场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大转移，改变了他们自己，也改变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尽管当时的他们在恋恋不舍地离开自己的红都瑞金时，并没有哪个人确切地知道，他们将开始一次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史诗式远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人人都怀揣着一个伟大梦想：改造中国。
我曾经两次从空间上零距离地接近过长征。一次是在长征结束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的1986年；另一次是此后又过了整整20年的2006年。
从红军将士浴血突围艰难跋涉的征途，到我等后辈寻踪觅迹、钓史钩沉的旅途。这中间横亘着的，当然不止是80年默默流逝的时间之河。一路走来，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一切，都在随时随地地提醒你，什么叫沧海桑田。
（一）
1986年的长征路，沿途大部分地区依旧是贫穷的。其贫穷程度，足以让人遥想半个世纪前红军经过时的情形。我们用双脚和军用吉普车的轮子追寻红军前辈的足迹时，正是“改革开放”拉开大幕、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那时，深圳特区还是个大工地，令世人震惊的“深圳速度”大多还体现在图纸上。“海南潮”的狂涛要等到整整两年后才汹涌，而上海“浦东奇迹”更还只是规划者们的窃窃私语。那时在很多国人眼中，个体户几乎还是投机倒把、不法商贩的代名词，万元户更可能是偷偷在心里艳羡的对象和梦想。全国尚如此，西南边陲，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主要途经之地会是什么样，可想而知，甚至不想便知。
但对于当时重走长征路的我们，这并非什么不幸，因为与50年前相去不远的艰苦环境，可以使你不必太费心思就可以体验或是想象红军勇士们的艰辛。不像今天那些行走在旅游线路上的人们，面对遵义、红原、小金、延安这些圣地当下的繁荣，除了产生恍若隔世的感叹，很难唤起一种发自内心的遥远的感动。因为所到之地，早已“旧貌换新颜”，让人无处不生“换了人间”之感。而沿途的自然风光，更是美轮美奂得不可方物。如果排除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浴血拼杀，排除雪山草地、凄风苦雨的艰难跋涉，排除草根果腹、皮带充饥的绝处求生，你简直无法想象行进在这等如诗如画的长廊里，怎能延伸出被索尔兹伯里称为人类史上“前所未闻”的远征！但真实的历史是不能排除任何元素的，因为它们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史诗。
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更幸运的是，世隔半个世纪之久，不少当年经历过这次远征的幸存者多还健在。无论是那些功名显赫的老将军，还是沿途滞留的老红军，甚至在金沙江和大渡河为红军壮士们摆渡冲滩的老艄公，都还能以他们清晰的记忆，向我们讲述当年那一幕幕人生中只须一回便没齿难忘且足以回顾半生的经历。
因为那是不可复制的悲壮与光荣。
从这些幸存者的口中，我了解了真实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与不少书本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迥然不同。在雨雾如丝的湘江源头，我头一回听人讲起湘江战役，并且懂得了“湘江一战，损失过半”的确切含义。而那位在湘江战役中，为掩护中央机关突围重伤被俘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在被团丁们用担架抬到县城去邀功请赏的路上，气吞山河地把自己的肠子一节节从被子弹打穿的肚子里拽出来，用牙齿咬断，壮烈牺牲的故事，更让我在此后的长征路上，想起来就血脉偾张，心跳加速。
现在，这不可复制的悲壮与光荣，已随着那些幸存者们的一一谢幕而渐渐远去。时光之水已把大多数长征的亲历者连同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一起卷回到了历史的暗河深处。
我知道，这一切其实早在80年前就已经注定了。80年前那场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大转移，改变了他们自己，也改变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尽管当时的他们在恋恋不舍地离开自己的红都瑞金时，并没有哪个人确切地知道他们将开始一次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史诗式远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人人都怀揣着一个伟大梦想：改造中国。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史诗式的命名是后来的事情。但史诗，这部浸润着艰苦、血腥、悲壮、惨烈、英勇、坚忍的英雄史诗，已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座人的意志和体能所创造的最不可思议的巅峰，由30万人开始，由不到3万人完成。
这是不可复制的悲壮与光荣。
在追寻和记录这份悲壮与光荣时，我不曾想过日后将有一小片荣耀，会因此投射到我身上。当我用我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描述湘江战役的中篇小说《灵旗》为那些死难的红军战士招魂时，先辈们的荣光在日落之前，照亮了我的前额：这篇小说在中国文学最繁荣的时期，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我知道，这也是被那次远征所注定的事情，因为没有长征，没有不到一半的红军在湘江之战中成功突围，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包括不会有投身抗战的我的父亲与母亲的结合，也就不会有我，不会有我对长征的追踪，当然也就不会有《灵旗》。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原标题：乔良：长征是不可复制的悲壮与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