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做“YOUNG CHINA”专题，杨冕的作品“‘青春’标准之三”占了整整一页 
嘉宾
杨冕，1970年生于成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年少时受传统美学的熏陶和家庭教育，1997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于西南交通大学至今。曾于1998年获中国当代艺术奖并开始在世界游历，2000年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作品和人物被收入2000年10月刊的“中国的青年人”，并在以后的国际媒体对中国的艺术报道中被典型刊载。
手记
杨冕终于在成都举办个展了。
在千高原艺术空间推出的展览“杨冕2016”中，展出他的“CMYK”系列部分重要作品，包括首次在成都展出的巨幅代表作“CMYK-永乐宫朝元图”和他进行绘画材料实验的最新作品系列。这也是杨冕从艺二十年，首次在成都举办个展。
在早期著名的“美丽标准”系列作品中，杨冕通过挪用、重构流行图像的方式，质疑图像的安全性，进而展开对图像传播的研究和讨论。自2008年开始的“CMYK”系列作品，杨冕将图像挪用转向了艺术史，以经典作品为对象，将实验手段变成一种具有文化重构意义的图像文本建设。“CMYK”是今天印刷工业技术普遍使用的套色模式，所有复杂的图像，正是在“C”（青）、“M”（品红）、“Y”（黄）、“K”（黑）的构成中呈现的。用网络下载这些经典图像，再用电脑放大找出这些经典图像中四种色彩的分布与排列，然后简化“CMYK”四种色彩的排列密度，就呈现出了一种对原图发生改变的新的图像。
杨冕将“CMYK”这种快速复制生成图像的工业印刷方式转化为繁复、低效率而又具有工业感的手工制作方式，更像一种具有风格意义的语言编码。在一个图像泛滥的时代，这些作品既是对图像观看趣味的质疑，又以极富当代性的方式，让观者重新审视当代绘画与图像的新型关系。
就创作而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涉创作，杨冕就一直广受关注，享有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不容忽视；就个性而言，人们对他的评价则总在“高调”和“低调”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他张扬敢言，交游广阔，穿考究的服装，住精致的房子，与时尚圈过往甚密，又教养极佳，洒脱而不逾矩，超然而不孤僻。
一个周末，我们拜访了杨冕在三圣乡“新蓝顶”的工作室。这座“品”字结构的白色建筑是杨冕亲自设计装修而成，占地三亩，面朝800亩荷塘，整体风格简约清丽，又处处透着一丝不苟的精致。
一路随着猫王雕塑，途经卫生间、客厅和书房，下台阶进入宽阔的工作空间，落地窗边早已备好了茶。
对话
我心里有一个质量认证系统
生活逼出来的能力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生活是公认的精致讲究，和很多艺术家不大一样。
杨冕（以下简称杨）：因为我身边有一堆讲究的人，和他们打交道，自己必须也要讲究，而我又善于学习。
记：这种教养是怎么来的呢？家教？还是自己修炼？
杨：可能和基因有关吧。我父亲一九四几年考进了川大化学系，后来觉得化学不能救国，又退学重考了物理系。毕业后进入城市教育系统，因为被打成“右派”，很晚才结婚，42岁才有我，我是同龄人的上一辈。我背的第一首诗是《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还”。如果是个二十几岁的爹，教的一定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他擅长画画，从小教我画水彩，还写一手漂亮的板桥体。
记：你走上艺术之路有些理所当然？
杨：小时候家里穷，我需要早点承担家庭责任，所以中学毕业就进了纺校。我入校那天就决定做艺术了，想做服装设计。后来觉得服装设计和艺术还是有点远。1990年我去广州和上海待了三个月。那时我已上班，做工艺设计。
记：为什么去广州和上海？
杨：就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哈哈。当时的深圳和成都真的是两个世界。回来后我就没去上班了，觉得绝不能这样混一辈子，我要上我想上的大学，学艺术。1992年我就去了美院的补习班。
记：讲讲补习班时期的状态吧。
杨：那时大家都很拼命，当时的同学杨石头，现在也是广告界的教父，困了就直接把头凑到水龙头下冲十分钟。我是志在必得，把身边所有人都征服了。因为我没上过高中，必须在三个月内恶补文化课。我白天在画室，晚上在屋头熬夜，每天三马克杯的咖啡。我是那一届成都唯一一个考上川美油画系的。我一直都很自信，我猜我的自信也是人家说我张扬的原因。
记：大学这一段对你重不重要？
杨：当然重要。主要看你遇到了谁。一进川美，教我们的老师有钟飙、郭晋，还认识了叶帅（叶永青）、晓刚（张晓刚）他们。1993年是当代艺术一个重要节点，晓刚他们刚有国际机会。那时一看到哪个去买PVC管，就知道又有国际展览了，因为画都是卷起来装在PVC管里寄出去的。哪个买PVC管，哪个就请客。
记：学费怎么办？
杨：我每个暑假都得把下学期的钱给赚了。第一年考完试，朋友装修KTV，让我当美术总监，我赚了7000块。1995年暑假我还画过壁画，40块钱一个平方米。从1993年到1997年，我也赚到9万多块钱了。
记：你从小就受到深厚的美学滋养，接商业项目会不会有不适感？
杨：没关系，两边是完全隔开的。我只做跟我的艺术没关系的事，到今天也是。我必须把艺术的东西保留、封闭起来，不让它受世俗生活的影响。虽然我现在多数的钱还是通过艺术赚的，但我还是要保持一个另外的手艺作为赚钱的通道，当我需要的时候，它可以救我。入世过生活，出世做艺术。我是我们这一届中能力最全面的，是生活逼出来的。
轻装上阵做真正的艺术
记：你喜欢艺术是因为觉得它美吗？还是觉得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杨：绝不是因为它美，是因为它是我喜欢的方式。我觉得画画这个事情，层面很高，需要高人去做。
记：你真正从事艺术创作的第一件作品是“荷的祭奠——死亡对美好生命的祭奠”，和父亲离世有关。
杨：父亲离世对我影响很大。他是肺癌，在华西医院住了三个月的院。那时我每天陪他在钟楼下散步，看到了后来呈现在作品中的那些景象。我当初创作这件作品，就是想先把父亲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要轻装上阵，要做真正的艺术，而不是把自己的记忆放进去。好多人是活在自己的历史当中，但我要活在我未来的历史当中。
记：这是否是你在成都当代艺术圈比较特立独行的原因？
杨：我不是故意和他们不一样，是因为我的艺术方法和追求不一样。我注重的是方法，其他人很多是情怀。我觉得，千万不要把情怀当做是艺术。把你放在哪里你都是自己，和别人没关系，我愿意成为那样的艺术家。
记：你在自我修炼上还是下了很多功夫。
杨：你要看很多书。年轻时我看了非常多的书。因为当年不看这些书，就没得地位，哈哈。到后来就觉得真的不用为了面子去看书。
“应该是他们出了问题”
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创作就可以走到下一步了？
杨：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1993年是个分水岭。那之前主要是向俄罗斯和少量印象派作品学习，后来开始接触现代主义，然后是波普主义、表现主义，接着是抽象表现主义。那时也有了广告和产品形象代言人的概念，对我们刺激很大。我想，为什么不可以画广告里那些人呢？广告为什么不能成为作品？
记：于是就有了“标准”系列？
杨：其实还是可以在我的早期作品中看到模仿学院的痕迹，画着画着我画得越来越淡。这些作品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记：能解释一下画面上突兀的那一笔吗？
杨：直到1998年我毕业，画面上的一笔其实是不明显甚至是软弱的。当时很多人对我提出，你画得很好，但那一笔很多余，去掉会更好。那时我没那么大的自信，会纠结。后来我觉得，不对，这不是我的问题，应该是他们出了问题。以后我就把那一笔画得更暴力，背景和那一笔完全分离。
记：你很自信。
杨：我一直都很自信，受到挫折时也会沮丧，但我很理性，分析了觉得自己没啥问题，那就继续。
记：正因为这份自信，所以才有底气坚定。
杨：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从年轻时一路过来，要不断给自己小的掌声。1998年我得了中国当代艺术奖，后来我晓得，把当代艺术带到美术馆最重要的推手、策展人哈拉德·森曼给我写了文章。他的出现大大鼓励了我。他们夫妇和瑞士大使乌里·希克来过我的工作室，那时工作室还在交大，假期不开电梯，只能爬楼梯到20楼。
记：也收藏了你的作品？
杨：当然。我卖作品一开始就很贵。1998年我卖的第一组作品“大标准-街头时尚忆”，卖了6300美金，就有了一年的生活费，还有3000美金可以去欧洲走一圈。我在欧洲待了十几天，看了很多博物馆，突然间晓得世界比你想象的要精彩。
记：自此不断打开眼界？
杨：1999年我去了北京，又接触了一个世界。2000年《时代周刊》给我做了专访，2001年我被香格纳画廊代理了。那一年，香格纳参加FIAC，展出我的作品。那也是中国的画廊第一次参加FIAC，也还是有点自豪。
打倒的“第一桶金”
记：为什么一直没有在成都办个展？
杨：因为成都之前没有画廊。2002年，我年收入差不多五六十万，可以买车，还买了和周春芽一样的房子。有很多外来的艺术圈的人到成都找我，我都不知道把他们往哪里带，只能带回家。
北京有了798，我觉得成都还是得有个艺术机构。我联系到在FIAC做个展的法国助手，一起开了个成都现在艺术中心，花的全是我的钱。我们还做过“MUTEK电子音乐节”，请了当时加拿大的泰斗级电子乐音乐人和成都的DJ同台打碟。到现在那也是成都历史上最高级的电子音乐节。2004年，合作伙伴要回去，我自己没法完成运营，只有关了。
记：很多人说这家画廊是你的第一桶金。
杨：其实我亏了几十万。我要把作品还给艺术家，何多苓、周春芽和赵能智的作品都有。还画给别人是很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很失望。
我做那个画廊的初衷是为了活跃成都的艺术市场，也不否认能够赚钱更好，但实际上那时要通过画廊赚钱是很困难的。后来成都的艺术市场好起来，也有一些人想找我。我听说过一些对我不是很公平的判断，等于把我的路给断了。我也就算了。直到现在这个事情也没有得到澄清，人们还在说我凭借这个赚到第一桶金，实际上我的“第一桶金”是打倒了的。
用工厂的标准出作品
记：于是你去了北京？
杨：我2004年去了北京，有朋友约我，说现在艺术市场好火哦。我们是最早一批去黑桥的艺术家。
记：在北京有什么斩获呢？
杨：肯定有。一是你在现场，二是认识了很多人。我和时尚圈的关系就是那时候建立起来的，每天都有饭局，各种人约，没人约，自己就要约。
记：也有诱惑？
杨：我们开玩笑说，年轻人的成长，不曾经历过诱惑，你娃就完蛋了。诱惑可以让你看到你的欲望，你的野心。我那段时间其实就是看世界去了，没时间思考，也没什么创作，那段时间很糟糕。
记：在诱惑中怎样坚持自己呢？
杨：我是有态度的。你要是没有态度，人家就要试探你，你有态度，他也不敢试探你。
记：这样会不会显得无趣呢？
杨：你不觉得我很有趣吗？哈哈。
记：这段经历带给你什么？
杨：如果没有经历过，你就不会晓得自己的顶点在哪里。知道顶点在哪里，你就会很从容。
记：你到现在也是交游广阔，怎么平衡社交和独处？
杨：两者没什么冲突，我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觉得能耍在一起就耍在一起。能聊到很高兴，可以，能旅游到一起，可以，在哪个问题上比较聊得来，也可以。我觉得非年轻时期交的朋友，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因为感情，更多是因为互相需要。
记：你的大量作品都以“标准”为题，你在创作中是不是也遵循某个标准？
杨：我做作品，肯定要先晓得世界是啥样，你的作品达到怎样的度才恰当。那么给自己定一个标准就很重要。很多艺术家没这个标准，他们觉得老子签了名就是作品。我更像个工厂，我有一个质量认证系统，合格的才能出厂。这条线在我心里，但我说不出一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