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6日，四川省成都市杜甫草堂博物馆，等待修复的古籍破损严重
纸质文物修复师宋鑫（右）和欧萍
杜甫草堂博物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是现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知名度最高、最具特色的杜甫纪念遗址，也是当代最大的杜甫研究资料和杜诗书画的收藏展示中心。该馆藏宋、元、明、清时期的杜诗版本最成体系，此外还保存有十余种小语种杜诗版本。
古籍
1912年以前的古代书籍的简称，这是有明确的断代分类。国家文化部2006年颁布的《古籍定级标准》与《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根据版本价值和破损程度等进行了分级。
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有一个隐秘角落，你一定没有去过！因为它没有对公众开放。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随着该馆的修复部门成为国家级古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在今年9月成都“博博会”（成都2016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期间，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修复展陈室将对公众开放，届时，参观杜甫草堂的观众将可近身观察到纸质文物修复的具体过程。
据了解，该馆的修复展陈室将以玻璃隔墙的方式，让观众可以近距离观看古籍与书画的修复过程。相关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馆内文物修复过程的开放展示，将是一个切入点，推动文化发展，使公众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
修不完的古籍 修来的缘分
那些书
所有人加起来，一直修到退休都修不完
作为“文物医生”，欧萍穿着白大褂，和医院医生的那身行头无异。她1986年进入草堂，正式坐到文物修复的办公室是10年后，到今年，这列“时间快车”她一坐20年。
“1990年我跟着当时省博物馆的廖定一老师学习书画修复装裱。1999年有个机会，廖老师跟我说国家文物局在江西婺源举办全国首期古画修复班，他鼓励我去争取。我因此有幸认识了故宫博物院的书画修复专家、该领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徐建华老师及其师、徒，三代故宫‘医画’大师，跟他们学习了3个月，我感到获益良多，爱好也从中开始。”
欧萍介绍说，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于2012年开始正式有了古籍修复项目。“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主要从事书画修复，因此开展古籍修复就相对容易。当其他单位知道我们这儿有修复中心以后，来找我们修复文物的单位越来越多，但当时由于我们修复人员不足，所以无法满足所有的修复需求。”
采访中得知，现今文博单位需要进行修复的古籍数量大得惊人。“我们现在加上8月份刚招进来的3人，总共有9名修复员，每月修复的文物数量不定，具体得看其破损程度。简单来说，估计我们所有的人加起来，一直修到退休都修不完。”
修复师应该怎样看待书画和古籍的价值呢？这可能是很多行外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修复师宋鑫受过传统师徒的训练，并于2012年去南京莫愁中等专业学校古籍修复中心学习过纸质文献修复（该学校是我国第一个将古籍修复专业放入学校教育的院校）。她说：“我们通常会根据它们的文献定级和破损定级对其做诊断。但无论它们是珍贵的还是普通的，得了‘病’，我们都会去修复，不分‘贵贱’。”
“这古籍得的病还有些复杂：虫蛀、鼠噬、絮化、酸化、老化、火燎、断线、缺损，还有水渍，污渍……”修复过程中也有令外行读者觉得“奇葩”的方式，比如之前一部《大明正德乙亥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十五卷》，欧萍回忆说当时这古籍成了一块“书砖”，粘黏到根本打不开。“传统方法上锅蒸，蒸完后能揭多少揭多少，揭不完就再蒸，蒸到揭完为止。后来做了一张类似纱窗网的东西，用来盛放破损的书叶，用水淋冲法清洗去污及分离。这是相当浩大的一个工程。”
说到修复工具，宋鑫说，“大家可能会想不到，有木工要用的、裁缝要用的、甚至医生的一把刀，用起来顺手就行。记得有一次同行朋友说用试管滴纸浆时遇不顺畅，偶然一次拿婴儿的吸鼻器来用，发现流量很好控制，就解决问题了。”
那些人
修复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修心做人
采访当天，修复师宋鑫穿一条破洞牛仔裤，戴个文艺范十足的大眼镜，和想象中埋首工作的修复师完全不同。
“在这行业里，不同类型的朋友其实有很多，有的给人感觉就很古典，也有风格很hip-hop（嘻哈）的人。”宋鑫说，“外人不了解时，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从业者都是长者或性格文静的人，但实际不然。当你真正接触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有很强的责任感和耐心去做这个事情。用过去我们老师所说的，这是坐冷板凳，是一个‘耐得住寂寞，才守得住繁华’的职业。你了解它以后，就会发现它是一门多元化的综合学科，科学，美学，数理化也都用得上，不仅仅局限于手上操作。”
一个有趣的问题，修复师喜欢什么书画艺术品？欧萍说在她修的这些书画中，遇到的大家有张大千和潘天寿。她曾修复一件张大千的仕女画。“当时是四川博物院拿过来的，画里吹笛人的手指破损了，眼睛也掉了，我都把它们修复了回来。他们当时说，哇，这个眼睛好有神。张大千的仕女画的手指跟现在艺术家画的手指不同，张大千笔下仕女的手是纤纤玉手，听到他们说我修得好，我就放心了。”
目前所遇到的破损程度最厉害的是哪本书？这问题记者憋了很久。欧萍想了想说，“清同治年间的《安县志》。2013年拿到我们这儿来时，整部已被虫咬得稀烂，封面上那三个字根本没法辨认，花了20天，才把‘安县志’三个字拼好。把它揭下来时，它是一点点的碎片，把颜色稍微多点的小碎片捡过来拼，按照‘安县志’几个字的形状来慢慢还原，这个过程十分艰辛。修复后，送书的老师过来看，说简直没想到会把那几个字给拼出来。时值酷暑，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把那些小的碎片给吹走了。当时揭下来的小碎片非常多，不知道它们分别属于哪一叶的情况下，需要一叶叶翻来对。”
整部书的修复花费了欧萍半年。“现在看来，绝对是个煎熬。”记者问欧萍，有没有想过与其花半年时间修复，不如花半年另外去找一本完好的？作为专业的文物修复师，欧萍淡定地回复：“没有。因为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一部清刻本，可能当时后期也有不同的重印本或翻刻本，但无论怎样，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再生的文物。修复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修心做人，能尽力把它修复好也算是积攒功德了。对自己也是个自我完善的过程。”
除开骄傲，修复师也有他们的无奈，比如他们没有选择修什么文物的权利、对于微生物病虫害对健康的威胁等等，都平心静气，做好本职。“我对这些亟待修复的文物都一视同仁，对修复师的要求则会很高。现在招新人进来，有3个月的考察，看他是不是能够静得下心来，对它要爱。让你画栏线，打格子，折成一条直线。虽枯燥，也许3个月只干画栏线这一件事。这个训练看似简单，但难点就在于基础要打好，磨磨性子，不合适的人最好还是别干。”
记者 谢礼恒 实习生 冯川幸 摄影记者 王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