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美国刚刚结束了总统大选。然而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的国内矛盾更多：经济需要提振，社会不公平现象日益严重，底层民众与政治“精英”的价值观分化，等等。美国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问题？本期观察版约请相关专家学者进行探讨。——编者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落幕。这次选举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现象，比如候选人背景改变，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的主张存在差异等。这些现象引发人们对美国政治未来发展的思考。
此次参选的总统候选人，无论在年龄、精力、品质还是个人魅力上，都存在很多争议，而他们所面临的国内困难又很大。很多美国人担心领导人的能力能否胜任，如果不能的话，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国内政治衰退还要进一步加深。
政治学学者研究认为，有效的国家治理往往需要三个要素：一是政道，即政治价值观正确，并获得社会共识；二是人道，即治理人才能力强、品德高，能够担当领导重任；三是治道，即治理机制高效。用这三“道”来考察美国的政治现实，会看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主流价值观分化
政道体现的是国家治理的价值观。美国一向以拥有民主、自由、人权自居，以民治、民有、民享为傲，宣称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和主流价值。但从这次大选可以看出，这些政治价值开始僵化变质，美国社会在价值共识上开始出现裂痕。
民主受到削弱。比如一些美国学者批评说，美国民众正在丧失民主权利。这不仅表现在选举被人操纵，还在于富人主导政治，民众的参与度逐渐下降。2011年9月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成为对美国民主的一个新注解。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甚至说，当下美国“属于1%，由1%控制，为了1%”。在自由价值方面，此次选举之前很多主流新闻媒体支持希拉里，表明所谓新闻自由其实存在强烈的选择倾向。平等价值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较大进展，主要体现为黑人权利提高；但另一方面，在执法司法中又大量存在对少数族裔的歧视。
民治出现空心化。四年一次的总统、议员、州长等选举，实际上蜕变成“精英”政治，不受限制的政治献金成为左右总统选举以及州长、议员选举的关键。民有的价值一直停留在政治权力的选举权层面上，而政治的实际运作已被利益集团绑架。据统计，过去5年全美200家最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公司共花费58亿美元影响美国政策制定，并因此获得共计4.4万亿美元的经济回报。民享程度也在下降。在20世纪50至90年代，中产阶级享受到发展的红利，美国社会形成了所谓的橄榄型结构。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进程发生了变化，少数财富集团越来越富，1%的富人占有美国40%的财富。中产阶级的资产在过去20年间非但没有增长，还大幅下滑。美国一家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中产阶层人口比例首次低于总人口的一半，中产阶层拥有的财富比例大幅下降，年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由1970年的62%下降至2014年的43%。
治理人才匮乏
美国在国家治理人才的选用上越来越平庸化，治国人才的质量和素质正在走下坡路。美国向来宣称以高质量教育培养高质量人才，也并不缺乏国家治理人才。只是在选举政治的体制下，德才兼备的治国人才标准被错位成了选票标准，谁会表演谁的选票就多，与德与才并无直接关系。
不可否认，美国有一套较为成熟的政治制度，发挥着重大作用，从表面看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转与总统关系不大。例如，1800年到1900年先后有23任总统，其中不乏有才能的人。也有一些平庸的总统，但他们的执政并未妨碍美国发展。然而，政治有不同的周期。在国家正常发展的年代，平庸的总统也能混得下去；但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个平庸领导人的错误决定，可能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害。
当前美国，国内面临重大改革，需要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一个能真正凝聚两党共识、推进变革的人，一个既能得到华尔街支持又能改善中产阶级状况的人。特朗普是不是这样的人？人们有不同的答案。
当年，奥巴马47岁当选总统，年轻气盛，高举变革旗帜，给美国政坛带来一丝新气象。8年过去，人们恍然如南柯一梦，发现一切都还是老样子。除了奥巴马多了一个名不副实的和平奖，基本一切照旧。政治僵化照旧，政党对抗照旧，美国到处陈兵照旧，制造业空虚照旧，连喊得最凶的医疗改革也照旧。不仅没有什么实质性改革，美国许多方面的状况还不如过去。
治理能力下降
有了好的价值导向与治理人才，还需要良好的治理能力、治理工具。国家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领导集团的决策能力、执行系统的执行能力、国家治理的各种工具手段等。
美国的治理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达到顶峰。但自那时起，美国就不断地犯错误，丧失了许多发展的大好时机。先是克林顿政府过度发展网络经济，同时在战略上过度挤压俄罗斯，把俄罗斯逼成竞争对手；后是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发动对阿战争、对伊战争；再到奥巴马政府错误地发动利比亚战争，推动颜色革命，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甚至公开派航母到南海挑衅中国主权。这一切错误决策的后果，在外交上导致中、俄与美关系紧张，客观上支持了中东激进伊斯兰势力的发展，经济上导致美国国内经济空心化，政治上导致国内两党的对立。
近年来，美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乏善可陈。美国每年把几千亿军费花在没有希望达到目标的中亚、中东和东亚等地。奥巴马也坦承，两党间的纷争在其任期内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成为他的遗憾。奥巴马政府推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亚太再平衡战略、大中东民主计划、恢复制造业的计划，可以说全都几近失败。美国2008年服务业比重达78%，制造业只占20%；到2014年，美国服务业的比重还是78%，制造业的比重几乎没有增加。美国人一直忧心忡忡的制造业流失、产业空心化、过于依赖金融服务业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同时，由于把重点放在对外扩张霸权上，国内急需的建设事业被严重延误。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每四年对国内基建状况评估一次，2013年得出的总成绩是D。
一个国家实现善治需要正确政治观念引领、优秀治理人才支撑以及运行有效的治理机制维持。这三个方面要综合发挥作用，哪一方面存在严重问题，都会使国家治理出现偏差。现在美国国家治理可以说在这三方面都需要变革。从目前来看，特朗普的当选能否使这种状况有明显改善，还需要继续观察。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缺乏思想精神支撑(观察者说)
关于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很多学者和媒体都谈到共和、民主两党竞选人均无力提出像样的、能够激发民众政治热情的主张和施政纲领，却很少进一步分析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深刻原因。从美国社会的现实来看，政治“精英”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一些民众在最近几十年里，仍然坚持比较单一和狭隘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点，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更加重视政府适度调控的政策尤其是更多关照弱势群体的政策，多采取冷淡甚至敌视的态度。这是导致其参选者治国思想守旧、拿不出新的治理理念的重要原因。
冷战结束并没有终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思想的竞争，金融资本肆无忌惮扩张和中产阶级持续缩小促使美国人再次思考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性。比如，在此次总统竞选中，伯尼·桑德斯举起“社会主义”旗帜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的主张在美国大学生和其他青年人中激起热烈回应。许多人开始反思美国文化敌视和轻视社会主义的传统。桑德斯认为，经济生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还需要关照公共利益，在教育、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应更多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其实，桑德斯本人以及他的想法和政策建议很难用“主义”的语言去理解和表述，关注他开放务实的态度可能更为准确。
英美两位资深学者罗纳德·普雷斯顿和保罗·斯威齐，都曾对21世纪世界的经济走向提出独到见解。普雷斯顿主要研究经济伦理，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非不可以混合，混合二者可以成为更大限度改善公共福利的办法，也是人类在20世纪重要的思想突破。保罗·斯威齐通常被看作是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他很早提出，混合国有制和私有制的经济模式是比较健康的。斯威齐当然也承认，美国历史上的社会改革和政府经济调控政策并不是要否定市场规律，而是希望对资本主义有所制约。斯威齐对华尔街金融投机在21世纪的加剧和采纳新型模式，较早就有警惕和批评。
社会主义思想、组织和运动长期在美国居于弱小地位。在2000年，利普塞特和马克斯两位美国学者出版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一书。在他们看来，与西欧和加拿大的情况相比，推行适度有力的政府经济调控在美国一直比较困难，容易受到阻遏，指令性经济和自由市场二者之间难以得到健康平衡。这一现象在政治上的主要原因是，在美国的社会“精英”中，左翼人士和那些不同程度受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没有建立起影响力持久广泛的政党，没有实现与民众的密切沟通团结，也没有能够在主流政党内部发挥主导作用。这使得美国中低收入阶层对政策的影响力严重减弱，使得他们在科技进步和经济运作模式发生变化的时候更容易遭受冲击和利益损失。此次美国总统竞选闹剧化的深层原因，恰恰就在于两党推出的竞选人都无法真正跳出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都不愿意严肃地探讨美国当前所面临问题的根源：贫富分化的加剧和中产阶级的衰落已经使得社会再难选择新模式向前发展。
实际上，20世纪的历史可以证明，那些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美国从政者、学者，对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他们持续地推进了各项社会福利改革，帮助改善了美国劳工、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生存状况。但是，时至今日，在私人资本有力控制下的美国高校尤其是其中的经济学科，长期敌视和排斥相对激进的社会思想。很多高校限制经济史教授的职位，把微观经济学当作研究和教学的主流。这不仅割断了经济学科与社会、道德和法律研究之间的联系，也导致一些真正思考社会问题解决之道的经济学观点很难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反映在选举上，无论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不能超越美国主流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局限，真正去关注和改善社会公平状况。
“精英”阶层的迷思（适势求是）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从特朗普的胜利可以看出世界的政治态势正在发生变化。从欧洲到美洲大陆，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体化的政治态度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反映到选举上，就是许多美国人高举民粹旗帜，喊出反全球化口号，排斥异己的国家利己主义政治主张得到很多人支持。这股风潮与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西方传统社会价值观存在很大差异。靠高福利、反思二战、经济全球化支撑的战后资本主义体系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正走向用选票向“精英”和特权阶层说不的阶段。希拉里的败选也印证了这一点。
2004年，美国现任国务卿克里与小布什竞选美国总统，那时克里的副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兹提出了“两个美国”的说法。他认为，美国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美国”里：一个是已经实现了美国梦的人的美国，另一个是仍需勤劳工作来维持生计的人的美国。“两个美国”实质就是一个富人的美国和一个穷人的美国，其背后是一个不平等的美国。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是富人的美国的代言人，然而特朗普却是穷人的美国唯一可以选择的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体化的代言人，他是华盛顿“精英”和特权圈子的“局外人”。可以说，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实际上是“两个美国”的对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共同的特征。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在其所著的《逃离不平等》一书中分析道：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保持稳定，但80年代后增速降低。21世纪最初10年，增速降至0.7%，2008年和2009年分别为-1.2%和-3.6%，而后2011年就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同期，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70年代的0.406扩大到21世纪初的0.486。在经济增长趋缓而收入差距又扩大的情况下，被剥夺感和不平等感成为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体化政治态度背后的推手。“两个美国”始终存在，在经济发展情况好的时候，大部分人能从增量增长中获益，其矛盾并不明显；但当经济增长停滞而分配机制又无法改善的情况下，变革的想法会首先从青年人和底层民众中出现。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是蓝领工人，他们集中在本次选举的摇摆州即美国中西部传统工业区；而希拉里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富裕区和全球化受益人群，这正是当前“两个美国”在地域和阶层分布上的生动写照。
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至今犹在。8年时间过去，回头看，其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直接的反映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激进政治思想和行为。第一轮冲击大约发生在2008年到2012年，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标志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希腊抗议通货紧缩罢工、游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发生了暴力激进行动，如“阿拉伯之春”；第二轮冲击随之在2012年中到2015年爆发，起点是英国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前的骚乱，随后乌克兰“广场革命”爆发、叙利亚内战开始等，表明经济危机的冲击效应进一步扩大，激进政治思想和行为进一步扩展；第三轮冲击自2015年年底爆发，直接标志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激进政治思想和行为赢得社会大量支持，而且一些激进政治思想和行为的参与者通过既有的社会体系进入到了政权内部。
随着经济危机加深，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入紧缩财政阶段，社会福利开支随之大幅减少且就业不振。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必然会对青年人和底层民众的政治思想和行为产生较大影响。这些人的诉求得不到解决，他们对感受到的社会不平等必然会有改变的愿望。希拉里竞选的失败，既输在社会发展大气候，也输在个人长期浸染于特权圈子，更关键的是提不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案。从这次选举可以看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二战以来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正确传统正在发生转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递减的制度效用（大势所趋）
今年6月英国出人意料的脱欧公投，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都在改变着以往一些人对美国和西方的美好看法。这些现象也让人感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政治生活正在发生变化。在经济上，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西方世界传统财富创造机制的活力正在下降，其自我修复机制也没有发挥多大效能；在政治上，西方国家在全世界的扩张也受到限制，导致其霸权衰败。随着发展中国家取得群体性进步，全球力量对比正在改变，世界话语权正在部分地由西方向非西方转移。人们开始发现，西方国家用来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那些知识体系和制度方案如选举民主、多党制、福利制度等已出现效用递减甚至破产的兆头，试图用西方的文化、价值、制度、理论来做路灯的时代也渐渐走到尽头。
西方国家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危机，就是传统的财富创造机制正在衰弱。自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以来，先是欧洲，然后是美国、日本等，凭借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工业生产及在此背后的科技实力，是西方国家过去两百多年来的主要财富来源，由此形成了西方国家的优势地位和霸权统治。最近二三十年来西方优势地位逐步丧失、霸权衰败，主要原因是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国家不断进行产业转移，虚拟经济发展过度，内部实体经济越来越空心化。支撑西方政治、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被严重抽空。
西方世界以往用来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问题的知识体系和政策措施，已日益显示出局限性。对于这一点，近年来西方内部的反思也日益增多。美国历史学研究者尼尔·弗格森在《西方的衰落》一书中说，代议制政府、自由市场、法治和文明社会这传统上构成西欧和北美支柱的四大制度优势，曾使西方社会在公元16世纪前后独领风骚，但如今它们都已陷入衰败之途。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合在一起，打破了代际契约，将高额的债务转嫁给后世子孙；市场已被过于繁杂的监管政策扭曲，法治也沦为律师之治；公民社会日益变得不再文明，把问题一味推给政府去解决，体现出人们的一种惰性。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近年也频繁撰文谈论美国制度的衰败。他指出，近30年来放松管制的金融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及福利制度也已疲态毕露。美国对外政策研究学者约翰·费弗也认为，资本主义已深陷危机，世界需要出现一位“现代马克思”。
谈论当代西方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严重问题，并不是要否定西方文明的积极意义及其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西方文明的长处仍值得学习借鉴，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对西方文明不加辨别的盲从以及丧失批判与反思的能力。应当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知识和制度体系继续发挥效用的能力有限，不仅难以解决西方国家自身内部的困难，对全球性问题更是应对乏力。从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观察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状况。应当承认，在20世纪西方国家曾发展起对其自身有效的民主制度。然而，这些民主制度能够有效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当时西方国家良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能力，在失去后者保障的情况下，民主制度运行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当代西方在经济发展停滞、财政状况不佳的境况下，民主体制的退化也就显而易见了。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盲目照搬西式民主，那么，别人今日之困境，必将成为自己明日之难题。
今天谈论西方文明的衰败，是不是对过往类似悲观看法的简单重复？百余年前，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访问欧洲，在其根据所见所闻著述的《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说到了欧洲文明的种种问题，并断言欧洲正走向没落。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梁启超的认识为什么错了？其实不难理解，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破坏和颠覆西方国家的财富创造机制，其在工业上依然处于领先地位，因此能够再次发展起来。但今日西方国家的财富创造机制正在削弱，政治运行必然受到冲击。其文明衰落将如何化解，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原标题：美国国家治理的深层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