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讯 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即将于明年7月1日实施。这部法律以保护、扶持、发展中医药为宗旨，认可了中医的师承模式，着眼继承和弘扬中医药。这一消息引起了中医药大省四川业内人士的关注，有观点认为，此举将进一步推动基层中医人才的培养，推动中医的传承和发展。
成都中西医结合医院一位中医告诉记者，中医能够发展到今天，中医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历代大师的毕生奉献，比如该院已故的中医大师廖宾甫，桃李满天下，荣誉等身，但却去世前仍坚持在第一线治病救人，传承国粹。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联系到了廖宾甫的家人。其家人撰写的《廖宾甫先生生平》深切缅怀了这位国医大师治病救人，发扬光大中医的一生。
廖宾甫（1901.12.30——1987.12.1），世居成都。幼承庭训，从其舅父——成都名医王镜缘研习内科；针灸大师叶体仁学习针灸，并得当时蜀中名医沈绍九指点，博采众芳。
1919年，先生在成都悬壶济世，医术日益精进，并在建国后创建了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针灸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以86岁的高龄活跃在一线查房诊疗，为中医的发展和传承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医非营业 利民利国
先生将“医非营业，利民利国”八字刻在竹板以自励，这是他悬壶一生的信条。不论贫富贵贱，上班还是休息，只要病人上门，他都会详加诊治。
城郊的农民生病，甚者乞丐有疾，这些人无力支付诊疗费。但先生都来者不拒，一视同仁，详细诊治。
1945年，时在壬申。成都地区爆发过一场被市民称之为“虎列拉”（霍乱译名的简称）的瘟疫。先生和李斯炽、罗春舫、蔡品三等中医生联合组成了壬申防疫队，自发投入到防治霍乱的战役中。连续40多天在瘟疫的最前线，开方配药，亲施针灸，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挽救更多的人。多年以后，再次谈起那年的情况，宾甫先生也有些后怕。当时家有妻儿，七个子女尚幼，倘己不测，给自己的小家带来的震荡难以想象。后怕归后怕，但对他的从医初衷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医之大者 桃李成蹊
宾甫先生取众家之长，结合多年行医经验提出：内服汤药与针灸疗法各有所长，关键是对不同的疾病采取不同的治疗，要符合辩证论治的原则。作为针灸医生，论察疾病结合六经辨证、三焦及卫气营血辩证，经络脏腑辩证。不仅让论证更加准确，同时选择针对性强的治法，也是有利的；内科医生也应通晓经络，这对提高疗效、缩短疗程，减少后遗是有益的。
在宾甫先生的指导下，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成都市中医药研究所应用针刺曲池、丰隆穴位治疗高血压，临床获得成功（《成都晚报》1983年11月18日第一版报道）。针刺治疗高血压效果显著，经成都市科委、市卫生局召开会议评审，荣获1984年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并于同年在国际针灸针麻大会上进行交流，受到与会者好评。
先生发表过近廿篇论文，曾献过数种验方为片或为丸，临床使用效果良好。先生几十年反复实践，研发了两个经外奇穴，命名“坐骨”，“新里”，临床应用，效果甚佳。
宾甫先生常说，把一生的经验和医术带进棺材，乃千古罪人也。从19世纪50年代初起，就广收学生。白天坐诊，晚上开班授课。据不完全统计，其一生培养了500多名医务工作者（不含大专院校实习生）。这些人遍布四川省内外，多数已成为医疗战线的骨干。本市各大医院针灸科的首批医生，均系先生弟子。如市三医院针灸科林竹修、高英、游艾瑞；市一门诊部的雷淑玉；白丝街西城区中草药医院（现青羊区中医医院）的王哲明；中医学院的余仲权教授。有的还以专家身份出使他国。其弟子黄修武，曾被派往欧洲，被授予“国际医师”荣誉称号，并成为四川省首届名中医评选出的七名名医之一。
医者仁心 先人后己
宾甫先生的小女回忆，记事以来，父亲不管对病人还是对同事，总是将他人考虑在前，自己在后；治病救人放在首位，把家事放在后面。60年，先生作为代表，赴北京接受毛主席、刘主席等中央领导接见，并合影留念。时逢在北京工作的三女儿结婚。三女儿希望他多留两日参加婚礼，先生没有同意：“我要赶回去上班，还有那么多病人等着我的。”
宾甫先生是第一人民医院的老专家了。曾有两次，医院希望改善他的住宿条件，让他搬到更好一点的房子（居住），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家有陋室但能居住，还有许多同事没房，先安排他们吧！”医院要给他涨工资，他也不同意：“给我涨一级工资（的钱），可以给好多同事涨了。”
即便是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也没有抱怨，而是静心反思。在药房做清洁的同时，他潜心研究传统医学。即便是在晚年，他也心系病患。他的一生，恰如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所说的“进则救世，退则救民”。
宾甫先生曾系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曾担任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成都市中医药研究所针灸针麻研究室主任，四川省成都市中医学会理事，针灸学会理事，成都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四川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还曾当选成都市四、六、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都市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作为成都市86位名人之一，先生被载入《成都市名人篇》（成都市委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