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胜：在14个不同年份中除了6至7月而外，几乎全年可见；通常在3-4月间最为常见；通常每个月只会记录到1次，但1928年4月有15次记录；有一天清晨当我在城墙上散步时，有1只戴胜不停在前面起起落落，就像一位不请自来的保镖。
翠鸟：成都最为常见的留鸟之一。翠鸟的洞巢常建在溪流或者池塘岸边的土坡里。谭卫道神父（1877年）曾在书中记载翠鸟美丽的蓝色羽毛会被中国人用作加工首饰，制作图画或刺绣。
白鹡鸰 ocularis亚种：通常10月底或11月才出现，是越冬鹡鸰当中最晚到的种类，但1948年9月29日即有记录。一般会停留至次年4月底才离开。在成都最早观察到的常是当年出生的小鸟，全身污灰色，脸颊还多带有黄色。多见于河边，在操场和绿化带之间的开阔草地中也能看到。
一篇旧文引发关注
成都观鸟达人耗时4月翻译
“时至今日，我都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缘由在支持戴珍女士几十年几乎不间断的进行鸟类观测。”《成都鸟类名录》主要编纂人、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的朱磊博士一直充满疑问。
似乎是冥冥中注定，差不多一百年之后，作为一位资深观鸟爱好者，朱磊将戴珍的著述翻译成中文，并以《成都鸟类名录》附录的形式发表，让这一段历史重回公众视野。
大约6年前，朱磊偶然间从朋友处辗转得到一份电子版文档，这是1969年戴珍女士在香港《崇基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在这篇题为《1916-1949四川成都观鸟札记》的文章中，戴珍女士将自己多年的观鸟记录一一记述，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黑鸢，全年都有记录，最常见的留鸟之一。1928年在我们住处发现一个巢，亲鸟从2月开始筑巢，到5月中旬观测到3只雏鸟，5月底出飞离巢。”这是戴珍关于黑鸢的观测记录，作为鹰形目的鸟类，黑鸢以凶猛著称。“那时候黑鸢还是很常见的鸟类，而如今成都城区已经难觅其踪迹。”
从阅读戴珍女士的文稿开始，朱磊就被文中详实的记录所吸引，并于2015年底开始着手翻译，由于中间涉及太多专业词汇，翻译断断续续，耗时4个多月才完成全部工作。
灰椋鸟：19世纪20年代有大群的灰椋鸟出现在校园内，从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至4月的第一周，每天都能见到，曾观察到超过数百只的群体。1938年之后只有零星记录。1948年和1949年分别在1月至3月间总共仅有14次记录，最大一群仅10只，多数情况则只见到1只。
鹊鸲：常见留鸟。如果在附近有一对繁殖筑巢的话，那么就几乎能天天见到或听到。除此之外，则可能一个月只见到一两次。它的鸣唱婉转动听，通常还是清晨最早开始歌唱的鸟儿。也正因唱得好听，加之比较好斗，鹊鸲在中国是种很受欢迎的笼鸟。在距成都西南方向约112公里的Chiung Chow，斗鹊鸲是当地人喜好的一种赌博方式。
矶鹬：夏季有时会观察到1只、2只或更多个体组成的小群；1935年7月25日观察到1只跟白腰草鹬一起活动。
丝光椋鸟：成都地区不常见留鸟。1928年和1946年较为常见，其余年份少见。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有段时间，每天下午会有一群10至12只的丝光椋鸟来到我家的草坪活动。通常该种只见于春季，但我在9月30日和10月6日也有过记录。有时在青羊宫的春市上能买到活的丝光椋鸟。
抗战时期也没间断
留下详实生动的鸟类资料
“《长江下游鸟类》、《中国鸟类》这样的工具书对戴珍的观鸟起到了极大的帮助。”朱磊说，戴珍女士除了1923年至1924年，1932年至1933年、1940年至1941年之外，其余时间都在成都生活，因此她的记录提供了一份近30年间关于成都城区鸟类详实而生动的宝贵资料。
戴珍女士记录到的鸟类，涵盖了鸽形目、鹃形目、鹤形目、鹈形目等10多个目的种类。除了简单记录，戴珍女士还发现了人类活动对鸟类的影响。她曾在文章中写道：“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给成都、华西协合校园及这里的鸟类带来了改变。从东部地区内迁而来的4所高校进入了华西校园，为了容纳新来的师生，新的房屋修建起来。之前被农田环绕的校园，也逐渐被日益增多的人居所包围。这样的变化，使得在校园及周边观鸟与之前相比变得不再容易，效果也不如以往。”
戴珍女士的观测点，以华西坝为中心，辐射方圆10公里的范围，差不多就是目前成都三环路内外的范围。在沈尤看来，戴珍女士为后人提供的鸟群样本，对研究成都地区百年之间鸟类发展变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一手资料。
但让朱磊和沈尤觉得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他们都没有找到一张关于戴珍女士本人的影像资料。他们希望，可以通过网络，找到戴珍女士的后人，并邀请他们到成都华西坝来做客。
原标题：100年前美国人的观鸟札记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