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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粮农民改判无罪:打算重新做买卖 去西安看女儿

2017-02-17 09:54   来源: 中青在线   编辑: 梁巍   责任编辑: 马兰

绊倒在贩粮路上

王力军从没想过,在自个儿最熟悉的收粮路上,会藏着一块看不见的“石头”,狠狠地把他“绊了一跤”。

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直从临近村庄收购玉米贩卖给粮库或公司。这条路他走了7年。直到2016年3月,因未办粮食经营许可证及工商执照,他的行为被当地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两万元。

收粮农民改判无罪:打算重新做买卖 去西安看女儿

这一判决引发舆论的巨大争议。有律师评论,王力军犯的非法经营罪前身是1997年修改刑法被废除的投机倒把罪,“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投机倒把罪废除后留下的一条阑尾。”

也有学者认为,规定收购粮食必须办理粮食经营许可证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有“浓厚的旧体制色彩”。但只有初中文化的王力军对外界的讨论并不知情,他只知道自己因为做买卖,成了一个“罪犯”。

幸运的是,绊倒他的这块石头正在被一点点移开。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通告,认为“原生效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指示当地中级法院再审此案。2016年11月,国家粮食局印发《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规定农民今后从事粮食收购活动,不用再办理粮食收购资格。

“这一变化或许与王力军案有关。”在一审审理该案的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宣传科科长王震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感慨。他记得,在新的管理办法出台之前,国家粮食局和内蒙古粮食局都来法院调研过该案。

如今,记者扛着摄像机,带着录音笔闻风而来。一架无人机跃上了房顶上空,只为从最好的角度俯拍下他家有着38年历史的土房和晾晒着苞谷的院子。

他对变化措手不及。不擅长言语表达的王力军,大部分时候都沉默着,妻子张美丽时常成为他的发言人。抽闷烟是他“摊上事儿”后,最常见的举动。张美丽半夜醒来时,常常看见丈夫一个人坐在土炕上,一声不吭地抽烟。桌上一个不起眼处,摆着一小瓶谷维素和几包安神补脑液,那是老母亲花了26元买的。出事后,儿子常常彻夜难眠,直至头疼发晕。

即使再审通知书下达后,王力军的眼神中仍透出焦虑不安。当妻子跟记者诉苦时,他连忙制止。“一码事归一码事儿!”他冲妻子大声喊道,然后向记者强调,“我们是农民,和政府作对,就像鸡蛋碰石头。”

自从出了这事儿后,张美丽发现丈夫“脾气变暴躁了”。他还是不爱说话,但从前“轻声细语”的他,如今“嗓门高了不少”。不过,张美丽对丈夫的变化并不生气,“这事儿砸到谁头上,不都委屈吗?”

在跌倒之前,王力军原本以为只是遇到一次再小不过的“磕碰”。2015年3月,他和妻子开着二手农用车,跑村串户收购玉米时,有农户因不认可农用车的自重,和他们发生口角,给工商局打电话举报“缺斤少两”。他们没觉得有啥特别,“做买卖时遇到拌嘴在所难免”。

然而,王力军没想到,他的材料,从工商局挪腾到经侦大队,接着从检察院挪腾到法院,最后变成一张威严有力的刑事判决书。

收粮农民改判无罪:打算重新做买卖 去西安看女儿

和他一样,村民大多并不理解非法经营罪的概念。“要收粮证不合理,他这才多大点规模?”同村的老汉韩大祥想不通为啥做小买卖会有罪。他倒是对曾经的投机倒把罪印象深刻,然而,他清楚记得,改革开放后,农民卖个鸡蛋不再偷偷摸摸,那时电视里天天高喊口号,“胆子大点!步子快点!”

被工商局审查后,王力军也曾尝试办理那张小小的粮食经营许可证,但被告知仓储设备和场地不符合要求。没有粮食经营许可证,他也无法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在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之后,王力军案的一审主审法官张利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一审判决依据了当时的法律法规。”这是在王力军案被广泛报道后,他首次直面媒体。

“其实我们基层法院也很无奈,要是最高院不下达这么一个再审通知书,让结合实际情况判决,我们下面哪敢有法不依呢?要是判无罪,很可能连审核都通不过。”王震叹气道。

不管怎样,王力军就这样跌入了这个漩涡中。花了2.4万元买来的大型脱玉米机,再也没有发出清脆的哒哒声。

此前,庄稼人和买卖人,这两个身份,在他身上共存了30多年。今年46岁的王力军,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卖废品。那时,家庭贫困但“一心想念书”的他,在村里四处转悠,玻璃瓶、废报纸和破纸箱都成了他的宝贝,攒够一定数量后,他跨上自行车,一溜烟骑到废品收购站,换上个几毛钱,“学费就凑到了”。

做生意是这个农民追赶时代的方式。在村里,村民都直呼他小名“长在”,普遍认为他“不爱说话”,但是“为人挺好”。村里经营小卖部的娄换文,拍着大腿反问,“他为人要是不可靠,我能把家里的玉米卖给他?”

王力军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农忙时,他和妻子种地,自家有12亩田地,还承包了20来亩地,种上葵花、玉米和番茄。农闲时,他反而比往常更加忙碌。从扯着嗓子高喊,到喇叭循环播放,他的小车上吆喝的内容,随着时代变了又变。

他卖过反季蔬菜,自行车后座上一边架一个大铁筐,每天赶去城里的集贸市场,然后运回农民能买得起的便宜菜,包括韭菜、甘蓝、茄子和黄瓜;他收过一捆捆的猪毛猪肠,村民乐意卖给他,“总归能挣点钱,不然也就扔了”;他还收过猪羊,运气好一天能收三五头,挣上二三百元,只是沾上一身牲口的腥臭味。

每次进城,王力军总是留意城里收购些什么产品,然后反观村里有什么特产。他不停地奔波于城乡之间,成了庞大的供需网络中的一根毛细血管。

从骡车到自行车,从把式三轮车到有驾驶室的三轮车,从五轮车到二手农用车,王力军使用的交通工具不断更新换代,往往挣到钱之后,就卖掉之前的车,换上一辆速度更快、载重更大的车。

他做小买卖的足迹不断延伸,不仅去过自治区内的呼和浩特市、乌海市,最远还去过陕西神木县卖瓜果,每天在驾驶室过夜,或是仰面趴在瓜上睡觉。回去时,他从当地煤矿拉上十几吨生煤,捎给提前联系好的四五户农民,挣个路上的油钱。

“终于从贫困跨入了中等。”王力军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和妻子盖起了五间砖房,每年添置沙发、电视之类的大物件。王力军骄傲地说,他们家还供出了一个大学生,女儿考上了一本高校,每年花费高达两三万元,“学校里有很多外教”。

然而,如今他似乎又被时代抛下了。一场官司让他又变回了最纯粹的农民,“罪犯”的身份让他感到“抬不起头”,话比从前更少了。每月他要写报告,谈谈对自己犯罪的认识。

他并未选择上诉。吃了官司后,他的家里已经被掏空,除了上交非法经营收入6000元,还有罚金和各种活动经费,“总共花了好几万元,要种10年玉米才能收回”。更重要的是,当时他对翻案不抱希望。

在收到有罪的判决书之前,走村串户的小贩王力军曾经颇受农民欢迎。

田地的产量越来越高,一亩苞谷地的收成,从最初的500斤蹭蹭蹿到了近2000斤。村里的老汉告诉记者,“原先一个队打30万斤粮就不错了,现在一家就能打三五万斤,产量最少翻了10倍!”

随着产量的攀升,卖粮成了一个新难题。“农民自己卖粮时,几十个骡车排在乡里粮库前,有时候等上一天也卖不掉。”

“有了二道贩子之后,农民不受苦了,跟老板一样,不用再去低三下四地排队。”韩大祥一边摇晃身子,一边翘着二郎腿,在晃眼的阳光下笑着说。

“市场放开了,才能一家有女百家求呐!”他甚至希望贩子能更多一些。要是只有一家收粮,价格可能就低,而且质量要求高,要是杂质和青稞稍多,粮食可能就没人要。瓜果之类的农副产品,外地来的贩子越多,农民越是乐得合不拢嘴。

脚踩着最熟悉的泥土,王力军认为自己捕捉到了新的需求:农民往往没有大型脱玉米机,也没有高效的运输工具,而粮库也更欢迎容量大的农用车,而非一般农户的小四轮车。

每天凌晨5点,他和妻子出门,开着二手农用车,后面拖着橙黄色的脱粒机,穿梭在村子间收购玉米。有时晚上一两点才回家。夜里最低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汽车常常打不着火。他俩就去田里捡点柴火,点燃后放在油箱下烤。

有一回,他们“差点冻死在外面”,只能恳求前面的车拖着他们的农用车,凌晨四五点才回家。那一次,张美丽冷得舌头打颤,感冒了整整一个月。而王力军也因为常年挨冻落下了腿疾,双腿常常抽筋。

今年冬天,他们不用再体会这种刺骨的严寒,但一家人的心情似乎更加复杂。王力军还是期待着,能尽快听到脱玉米机轰鸣作响,重新踏上那条走了千百回的道路。

被判有罪后,王力军不能离开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每周要向司法所汇报行踪。女儿去年结婚了,王力军在家给她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院里搭起了帐篷,摆了十几桌流水席,还请来了乐队,演唱草原歌曲和喜庆的《好日子》。

但他还是难掩自己的悲伤,女儿跨出家门的那一刻,他感到“揪心的内疚”,不能按照习俗把女儿送到西安的新家。甚至,他没敢跟亲家提自己被判刑的事儿,怕影响到女儿。

“如果再审宣判无罪,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西安看看女儿的新房。”王力军脱口而出。他还要重新开始做小买卖。家中搁着一份农资产品电商公司的宣传单,虽然他不懂“互联网+”是啥意思,但他想做村里的代理商。

原标题:收粮农民改判无罪:打算重新做买卖 去西安看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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