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2月17日上午9点，宣判的声音在法庭上回响。
站在被告席上的内蒙古农民王力军，在宣判后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我一直相信，我没有罪。”
每个秋收时节，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白脑包镇永胜村的道路旁都铺满金黄的玉米，乡邻们趁着中午的阳光翻晒自家的宝贝。撂下手中的活计，王力军看到那些玉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但他没想到，会有一天，那些“好看的玉米”却让他成为“高墙外的服刑犯”。
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间，未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并颁发营业执照的王力军，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白脑包镇附近村组收购玉米，并将玉米卖给市粮油公司，经营数额20余万元，获利6000元。案发后，王力军主动自首，并退缴所得。
2016年4月15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王力军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其退缴的6000元由侦查机关上缴国库。
同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再审。
“我恳请中院判我无罪，让我轻轻松松地做一个守法的农民，让我闲置在家两年多的脱粒机以及农用车再响起来，为我们家庭和周边的粮农再忙碌起来。”王力军在庭审上宣读了自己手写的最后陈述。
2月17日上午9点，王力军收购玉米获罪案再审宣判，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改判王力军无罪。法院认为，王力军的行为违反了当时的国家粮食流通管理有关规定，但尚未达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危害程度，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依法改判无罪。
据律师王殿学透露，2月17日下午，王力军将到临河区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老实的农民突然变成罪犯 谁能接受？
北青报：为什么最早没不打算请律师？
王力军：我以为事情不大。后来案子转到法院，咨询多名律师后，我才知道非法经营罪要被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就慌了。我如果坐牢了，我家的40亩地，靠老婆和老母亲种，是种不上的。家里没啥收入，就要吃不上饭了。后来我去临河区法院对面的巴彦淖尔市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二所，找到王润生律师，拜托他救救我。我的案子太小，媒体发现了，才引起了对我的关注。
北青报：这些日子过得憋屈吗？
王力军：能不憋屈吗？我之前一直处于服刑期间。没有去坐牢，但每周我都要去报到一至两次，写写对法律的认识。要走远一点地方，需要向司法所请假。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突然变成了罪犯，不仅收不成玉米，没了收入来源，而且判了缓刑后，还要在社区矫正。在我们这里，玉米贩子大概有1000多人，没听说有人去办证。我们一去收粮食，乡邻也欢迎啊。贩玉米，靠合理的一点差价谋生，我现在也不觉得有啥问题。
北青报：一审后你本人没有上诉？
王力军：我可以说是法盲，以前只知道杀人要偿命、偷盗抢劫是违法犯罪。后来临河区公安分局传唤我，我问检察院上班的亲属，我的行为是否合法。人家说没有粮食收购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从事粮食收购就是违法。我就吓着了，如果我知道没违法的话，花多少钱也得申诉。老实的农民，突然变成罪犯，谁都不能接受。
北青报：有人说，再审没有当庭宣判，有点儿遗憾？
王力军：公道自在人心。农民倒腾玉米因法律知识匮乏被抓，也没人去教他们法律。现在我学会自我保护了，我相信我没罪，我相信再审判决一定会还我清白。
判刑后别人总把我当罪犯看 特别憋屈
北青报：你的家庭经济情况怎样？
王力军：我是家里老大，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小时候也想念书，走出农村，家庭情况不允许，初中毕业就回家了。我想让我儿子、女儿好好念书，不用种地。种啥地啊，赚不到钱，苦啊累的，家里现在还住着30多年的土砖平房。
女儿去沈阳读大学，我父亲生病了也花了一部分钱，有时不够，就去当地信用社贷点款。后来她成家，我们这儿多的嫁妆可以给5万元，家里没钱了，一分没给。女婿家给了30多万新房首付，我和妻子心里酸酸的。儿子在呼和浩特做美发学徒，每个月工资700多元，我补贴给三五百元。孩子懂事，他除了换季买个衣服，不多花。
北青报：当时为收购玉米投入了多少钱？
王力军：我当时花4万多元，买了一辆二手农用车，又花1.8万元买了脱粒机。买的就是二手车，再卖都是三手了没人要。现在有更先进的机器了，脱粒机卖了也没人要。为这个事，我把挣的6000元上缴了，还被罚了2万元。算上其他费用，花了好几万，我得种10年的玉米才挣得回来。
北青报：这个事给家人带来哪些影响？
王力军：这个事搅得一大家子人不安。女儿女婿跑前跑后，儿子这个事他就闷在心里，一般不说，每隔半个月打一次电话来。原来打算瞒着老母亲，瞒不住，她经常晚上流眼泪睡不着，想不通怎么回事。妻子不用说了，见人就抹泪。和她的姊妹们诉苦。我让她别说，她说你说那些没用，人家说你犯法了。
北青报：此前因为这个事，街坊邻里对你的态度有没有变化？
王力军：判刑以来，我总感觉别人把我当罪犯看，我都避开人群走，感觉直不起腰板儿。我本来就话不多，也不和人聊，他们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法，就知道被判刑了，说啥的都有。有时我心里不痛快，就大声冲老婆，她知道我憋屈，就站在门口看我，不说话，一直抹眼泪。现在想起来心里难受。这几天，一拨拨记者媒体来家里采访，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就好多了。也有人上门安慰我，他们知道我本来就是能忍耐的人，我不会想不开。
对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 会申请赔偿
北青报：你之前怎么收购玉米？
王力军：走乡串户，很多中间人都这样收购啊。几户凑一车。看水分定价，挑挑拣拣完全凭感觉，扣除水分和杂物后，有时挣钱，有时赔钱。从2014年11月到2015年1月，赚了四五千元。农民们卖给贩子省时省力，一般家庭粮食数量不多，天寒地冻去粮库还需要排队，挣得辛苦钱。
北青报：还会从事贩卖玉米生意吗？
王力军：如果这次判我不违法的话，我还会干。这是我们“夫妻档”收入来源，当地周边农民也很需要我们，就继续干着。你问我有没有劝别人不收玉米？我不劝，我们没错，大家都是这样，都不觉得自己有错。
北青报：除了收玉米，你还做过哪些生意？
王力军：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感觉土里刨食攒不住钱，就尝试小买卖。去过呼和浩特、乌海市，去陕西神木县卖瓜。还从煤矿拉过煤倒卖。有时也给朋友搭手，帮个小忙，一起赚点闲钱。
北青报：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的案子有转机？
王力军：2016年7月开始，陆续有媒体来我家采访，带动很多懂法的人一起重视，那时候才确定我本来就是没犯法的。最高法救了我，去年12月，最高法指令由巴彦淖尔中院对此案进行再审，几位好心律师就找到我，说要给我做免费的法律援助。
北青报：会去申请赔偿吗？
王力军：一定会的。自从出事后，我也看《法治在线》、《社会与法》电视节目了，晚上睡不着我就琢磨那些法律条条框框。现在懂法了之后，我也多次咨询律师，我知道我可以要求赔偿经济、精神上的损失。
本组文/本报记者曹慧茹石爱华
原标题：无证收粮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