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系列述评之二
□成都商报评论员 刘琴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何处去？”
这是后印象派大师高更一幅著名作品的主题，这也是哲学意义上关于“存在”的追问。这一根基性追问，适用于每个不断思索的人、每座行进中的城市。将当下成都切入这一追问，我们不禁会想到这样的主题，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成都，方位何在？目标何在？使命何在？
对此，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战略思维观照现实市情，用微观研判把握宏观中国，擘画了未来5年成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版图。这一未来蓝图上，党代会报告对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方位、目标、使命作如是表述：“肩负国家使命，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形象，引领区域发展。”
在我们这样一个历来充满悠闲情调的城市，使命感从未像今天这样浓墨重彩。今日今时，也许我们对“国家使命”尚处于从自豪、自觉到自信的跨越，也许我们对全球语境还在适应的过程。然而，“时与势”已经把成都推向一个世界的舞台。就在此次党代会召开期间，从“部长看成都”，到全国唱《成都》；从人民日报、央视到香港商报、华尔街日报对成都的频繁聚焦，世界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瞩目成都，关注未来成都的走向。时代场景的转换，往往意味着历史使命的更替。从四川首位城市，到成渝经济区的核心力量，“一带一路”的中坚力量，再到被寄予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厚望，成为中国对话世界的典型城市代表……成都，无疑已经走到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上。
当成都“黄金5年”契合“中国时间”，当成都的“微观聚焦”与世界的“宏观视角”互为映射，还有什么，比使命感和责任感更重要？
由是，使命感、责任感，在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宏大表述中，成为一条基本逻辑线。一个导向非常清晰：要让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实践，成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实证——成都要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成为“五大发展理念”路径下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样本。
看“五个城市”建设，“先导”、“示范”、“典范”等诸多表述，无一不落脚在中国层面，无一不体现引领带动。以“城乡统筹全国示范”看，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打赢脱贫攻坚战等方面寄予厚望。信任如斯，厚望如斯，成都理应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道路上作出全国示范，用“成都探索”为中国提供一个协调发展的“成都标本”。
再看“五中心一枢纽”。此次党代会强调的“增强西部金融中心功能”，其背景，一是对金融之于国家中心城市功能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再深化，二是对国家“三中心两枢纽”定位的坚定贯彻和对省委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决策的主动担当，三是对成都特色优势的再认识。今年3月，人民日报在报道中提到“成都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排名中西部第一”并非偶然；前不久，中国改革报也用6个“最”来概括成都金融良好的发展态势。 我们还看到，从“增强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到“增强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功能”的改变，也莫不如此。去掉一个“西部”，增加一个“通信”的背后，是成都“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国家定位的确立，是“互联网+”战略下，成都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
这证明，成都完全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国家使命。
尤须浓墨标注的，还有“引领区域发展”。说到底，一个在区域没有存在感、没有话语权的城市，担不起国家重任。而且，这种存在感、话语权，不仅体现在虹吸效应，更多的还体现在辐射效应上。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成都，决不能囿于一地一城的产业布局、一城一池的GDP扩充，而是要从“成渝城市群”这个“面”，从“长江经济带”乃至“一带一路”这条“线”上去着眼，从提升与国家中心城市相匹配的辐射力和带动力上去谋划，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总体战略部署有机结合，从而兼顾短期利益与长远目标。
这，才是承担国家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对成都而言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方位、历史使命，而建设一个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对国家使命的认识是一个层面，而如何担起国家使命又是另一个层面。对此，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用“对表”和“对标”两个词汇进行集中阐释。如果说“对表”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成都对党中央发展理念、发展思想、发展战略的根本遵循，那么，“对标”则是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一种方法论，对标规律，对标先进，敢拼才会赢。
对表与对标之下，对“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内涵、部署以及历史使命三重意义，都当能更深领会、更准确把握。
再过几天，春天行将结束。夏天来了，一切，更葱茏，更勃发。新的梦想开始生长。新的未来开始书写。未来5年，成都其行当更迅疾，抵达应更浩荡。
原标题：成都示范，牢记国家中心城市的责任与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