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顾
2015年9月，当时年仅10岁的雷雷辍学离家，开始在隆丰镇流浪。期间，其父周先生曾试图让他回家居住，但遭拒绝。按周先生说法，2012年时，他与雷雷母亲离婚，随后再婚。当时，雷雷主动跟了他，抚养权在他手上。而在之后的生活中，雷雷变得让人不省心，“不听话”。父子俩逐渐变得对立，甚至水火不容。而雷雷想跟母亲一起生活的意愿也没有达成，他实际上处于一种有父母而实质监护缺失的状态。
去年9月，一场多部门参与的救助联席会议形成决议——由彭州市隆丰镇派出所向隆丰镇高皇村村委会致函，将雷雷的临时监护权委托给村委会。专家认为，在雷雷父母成为合格监护人之前，村委会能够承担起雷雷的临时监护责任，正是“国家监护”的体现。
然而，临时监护近一年，高皇村村委会却面临现实的监护之“难”，无人员、无资金、不专业，当初制定的监护制度难以执行下去，而雷雷的状况并未改善，且有更严重趋势，不仅抽烟、骂人积习难改，还接触到赌博。目前，他很少再回村里安置他的庇护所，已两个月没有踪影。
村委会“国家监护”遭遇现实困境，孩子又该怎么办……
“父母离婚，娃娃没人管，多大点事，这么多司法专家就搞不定了？”成都市人大代表周文强言辞激烈，“管个娃娃就这么难？父母不负责就处理不了？”
问题少年还在流浪，村委会“国家监护”回到原点，雷雷接下来怎么办？几天前，一场特殊的跨部门研讨会在彭州检察院进行，法院、检察院、公益组织、法院专家争论激烈……
孩子不愿随父过
想跟妈妈生活 妈妈愿出钱不愿管
几个月前，雷雷再次离开高皇村安置小区的住宿庇护点，不知所终，村委会的“国家监护”回到原点。父亲表示愿意履行监护职责，但并未给雷雷提供相应生活条件，雷雷实质无监护状态。而雷雷母亲，在此案中处于一个关键位置，如果她愿担负其应有的监护职责，即可让雷雷结束流浪生活。而现实是，她表达了只愿出钱不愿照管的想法，如今已联系不上。
在雷雷内心，妈妈尤为重要，他多次向公益组织、检察机关以及村委会表达了想跟妈妈一起生活的意愿。雷雷提出去找妈妈，但其母雷女士却并未直面这个请求。在公益组织和检察机关人员联系雷女士时，她的回答仍是，愿负担雷雷的抚养费但不愿意管雷雷。
对此，隆丰镇派出所曾将周先生及雷女士通知到派出所，对两人进行训诫教育，要求两人切实履行好对雷雷的监护职责。不过，最终的情况依旧不乐观。尽管周先生表示只要雷雷能够回家，愿意尽好自己的职责，但雷雷依旧混迹在隆丰镇。雷女士则表示，离婚时孩子判给了父亲，自己只愿出钱，不愿意进行照看，到后期甚至处于“失联”状态。
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傅艳表示，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应该以未成年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既然雷雷一心想跟妈妈生活，最好的情况肯定是能联系妈妈，让妈妈接纳雷雷。”然而，雷雷妈妈的不配合却让雷雷的意愿难以达成。雷雷自身的情况也变得不容乐观，已经开始了下坠，尽管隆丰当地各职能部门也尽力对雷雷进行了救助，但效果不佳。
雷女士成了雷雷问题的关键。
父提抚养权变更诉讼
因妈妈“下落不明”以撤诉告终
雷雷一心想跟妈妈生活，是否可以通过变更抚养权达成呢？
今年4月，在检察机关介入下，雷雷父亲周先生向彭州市人民法院提起抚养权变更诉讼。然而，这场诉讼却走得并不顺利。
彭州市检察院检察官罗关洪介绍，在此阶段，雷女士依旧没现身，且无法与其取得联系。期间，法院曾做了起诉公告，但公告期满后，雷女士仍未现身。
“按照程序，法院仍可以开庭，对雷女士作缺席判决，但这样的判决对雷雷的实际情况并没有意义。”罗关洪介绍，如果当事人不到庭，判决后雷雷的意愿依旧难以达成，即便后续启动刑事立案程序，对雷雷的保护和发展也没有太大益处，“刑事处罚肯定不是目的，且监护权和抚养权不能给一个下落不明的人。”最终，该起抚养权变更诉讼只得以撤诉告终。
“我们这样做，其实就是要他母亲现身，把抚养权变更给她后，如果她再不履行职责，那么按刑法规定，我们可以对她启动刑事立案程序，但目前这条路走不通。”罗关洪说，“之前村委会，云公益，包括我本人，都跟她打过电话，隆丰派出所也联系过她多次，但这个母亲就是一直不出现，就一个理由，离了婚，抚养权不归我，但孩子急需她的关爱。”
“现在娃娃的情况很不理想，我们能够为他列出一大串救助列表，但很难进行，感觉进入了一个死局，‘死’在了妈妈的完全不响应。”傅艳深感沮丧，“现在娃娃也被困在这个死局里，救助也越来越难。”
母亲“失联”，诉讼“无果”，孩子的状况日益严峻，接下来该怎么办？
如何让母亲来到前台
“离了婚就能不履行监护职责吗？”
“对这位母亲，难道现行法律就束手无策了吗？就没人来为此承担责任吗？”几天前，针对雷雷这一个例，一场跨部门研讨会在彭州市检察院进行，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未检处检察官王亮言辞激烈，“离了婚就能不履行监护职责吗？”
在这场研讨会上，雷雷目前应由谁来照料；对雷雷父母不当履行监护权的行为，司法机关如何干预才能真正保障未成年人权益；雷雷父母行为是否符合遗弃罪构成要件，是否应启动刑事立案程序追责等问题成为焦点。
王亮表示，绝大多数人认为，法院已把孩子判给父亲，母亲就没有什么责任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法院从没说把监护权判给谁。监护权是始于孩子出生，终于年满18岁，不因离婚而终止，监护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和责任。”
“如果不履行监护职责就应当接受法律处罚。”王亮说，应该通过刑法威慑力，通过公安机关立案，刑事追诉手段，让雷雷母亲站到台前来，然后通过社会组织，公安机关等，一起来努力感化教育她，让她重新找回一个母亲应该具有的责任和慈爱，重新关爱这个孩子。
对于是否启动刑事立案程序，雷雷父母是否构成遗弃罪，意见并不统一。彭州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陈果认为，雷雷父亲周先生并不是完全不履行职责，或造成置雷雷于某个境地的严重后果；对于雷雷母亲，如果是抚养权变更了，她仍拒绝履行责任，就可以追究她的遗弃罪。但目前对雷女士采取刑事立案措施还需谨慎。
成都市中院少年与家事法庭副庭长李斌认为，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中，对儿童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的规定，前置条件是“不履行监护职责”，“雷雷父亲，他是愿意履行的，是娃娃不愿跟着他；雷雷母亲（是否不履行监护职责），一方面是不是娃娃不听话导致她不愿意，另一方面也需要证据支撑。所以不好说不履行监护职责，是履行职责不尽心的问题。”
法学教授
是否启动司法程序还需斟酌
“责任人首先是父亲 他可能只做到有抚养意愿”
“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责任人首先是谁，从现在情况来看应该是父亲。对‘抚养’的理解应包括抚养的义务、能力、行动以及效果，父亲可能只仅仅做到了有抚养意愿。”
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苏镜祥认为，如果抚养权变更没有用或孩子母亲拒不接受，目前是不是立马启动司法程序，还要斟酌。
“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责任人首先是谁，从现在情况来看，应该是父亲，因为没有父亲的关照不到位，就不会导致孩子的流浪，也不会说长期不愿意和父亲沟通。另外，我们一直想说把这个监护人变更为母亲，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对母亲是有需求的，所以只要母亲出现，这个问题就可以化解，但是，母亲是不是一定要以监护人的身份出现呢？”苏镜祥说。
“另外，之前说在进行抚养权变更之诉时，找不到人，就没有办法了吗？公安机关能不能找到这个人？肯定是可以的。“苏镜祥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5条有规定，如果虐待或者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抚养人，可以处以五日以下行政拘留或者警告，“这个我们有没有做？这是完全有条件来做的。”
苏镜祥说，对孩子父亲而言，尽管周先生表示有抚养的意愿，但对“抚养”的理解应该包括抚养的义务、能力、行动以及效果，从这四条来看，父亲可能只仅仅做到了有抚养意愿。“因此要追究责任是可以的。”
“综合起来，就是前面所有工作包括行政处罚，都没有效果，连拘留也没有改过来，那么才能解释前期父母是否不愿意履责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正式在法律层面行使法律手段，只是说你去联系她，她拒绝你了。”苏镜祥说。
委员提案
13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
监护失职（疏忽）入刑 父母失职应负刑责
“对监护失职（疏忽）行为，要建立多类型的刑罚种类。在剥夺监护权同时，父母需接受法律强制惩罚（包括强制亲职教育、参与社会服务等），同时也要有经济惩处，用于对孩子的监护教育。”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铀与曾蓉、刘建军等13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失职（疏忽）行为“入刑”的建议》，呼吁追究失职监护人责任。
此前，李铀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对于导致未成年人伤残或者犯罪的失职父母，基本只有道德谴责，我国现有70多部与儿童保护相关的法律，其中针对儿童的暴力、虐待及剥削导致伤害，均有涉及，唯独因监护失职（疏忽）导致严重后果的行为，没有法律支撑予以责任人惩戒。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也有一定的规定，但过于原则、适用范围狭窄、配套制度不健全，导致在实践中对儿童监护失职行为做不了处理。
对监护失职（疏忽）行为，要建立多类型的刑罚种类。在剥夺监护权的同时，父母需要接受法律强制惩罚（包括强制亲职教育、参与社会服务、接受心理咨询等），同时也要有经济上的惩处，用以“购买服务”，用于对孩子的监护教育，在对失职父母进行刑罚的同时保障孩子的生存发展。
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傅艳表示，雷雷这种情况的背后，显示出不少“有能力、无意愿”的父母失职行为，正在给全社会带来相当大的额外负担，增大公共资源消耗。如果监护失职（疏忽）入刑，能够给这些父母戴上“紧箍咒”。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原标题：一场特殊研讨会 继续拯救流浪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