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理想与欺诈
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为克格勃供职期间一直为英国军情六处提供情报，时间长达11年，这是双重间谍中的最高纪录。法国女间谍玛蒂尔德·卡尔曾说过一句话：没有人了解我的真正身份。戈尔季耶夫斯基或许正是实践了这句话。戈尔季耶夫斯基并非职业间谍。1961年，他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在冷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时被派往柏林。虽然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对苏联制度持批评态度，但他从未公开对立于这个制度。正是因为这个他被吸纳进情报组织。
1968年，当他被派往丹麦时，看到大量新闻报道称苏联的坦克正在踏平“布拉格春天”对自由的渴望。以他那批判性的头脑是无法容忍的。于是1974年他开始向英国情报组织秘密传递情报，希望推翻苏联共产党政权，直到1985年身份暴露。戈尔季耶夫斯基逃亡英国，他曾表示他原来的克格勃同事想用阿普唑仑镇静剂毒死他。
但是，并非所有的双重间谍都是以道德为由从原来的阵营跳槽到另一个阵营。鲁埃达说，“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欺诈而转换阵营，有的间谍是想要过更好的生活，还有的人想要改变世界，有的人则是为了复仇，因为曾受到过不公正对待，或者自己的工作没有被政府认可”。
各种品味的人都能在双重间谍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喜好。比如来自秘鲁的间谍维克托·阿里萨。他向智利出卖情报竟然是为了换钱供养与他保持秘密关系的3个女人。还有联邦德国时期的女间谍加布丽埃莱·加斯特，她接受为民主德国传递情报的条件是让她能与居住在那里的男友见面。还有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原因是，如果他接受克格勃的指派去暗杀一位持不同政见者的话，他的妻子就要和他离婚。
鲁埃达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与一般的认识相反的是，大多数双重间谍“从未丧失过是非观念。他们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朋友，只要不被发现他们就会永远这么做下去。但是，他们一直知道的是，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
危机四伏的猫鼠游戏
双重间谍一旦暴露，就会上演一场猫鼠游戏。在这场游戏当中，一方要做的是确认叛徒的身份并抓住他，另一方则要尽力掩盖自己曾做过的事情。鲁埃达说，“很多双重间谍能够在这种无休无止的肮脏工作中保持安然无恙。想要抓住他们必须是当场，如果他们足够谨慎，想要认定他们是叛徒就非常难。我研究的一些案例证明反间谍工作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手段的增加，所有人都会被当场捉住”。
毫无疑问，在双重间谍这条道路上走得最长久的当属上文提到的菲尔比，而且他也是最著名的双重间谍。鲁埃达还认为，菲尔比还是历史上最优秀的双重间谍。他从事这项工作30多年，从未给英国情报机构留下过任何证明其不忠的证据。而且即便是在他暴露之后，依然能安然无恙地逃往苏联，并在那里得到英雄般的对待。
在猫鼠游戏中有哪些著名的人物？从故事的曲折程度，以及作为给美国政府造成最大损失的双重间谍之一，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要算一位。他曾是中央情报局苏联反情报部的负责人。1983年埃姆斯在担任这一职务时想的只是如何满足自己的新任妻子、哥伦比亚人玛丽亚·罗萨丽奥·卡萨斯的那些任性要求。这些要求总要让埃姆斯花上不少的钱，没办法他只好向克格勃出卖情报。1986年，中情局怀疑出现了内鬼，所有特工都要接受测谎。由于苏联人早已教过埃姆斯如何通过测试，所以中情局丝毫没有对他产生怀疑。据估计，他在为苏联人传递情报的9年里，共拿到了400万美元的报酬。
然而，压力和酒精还是让埃姆斯付出了代价。这次测谎以后，中情局还在继续追查内鬼。1993年中情局请求联邦调查局协助侦查。埃姆斯在这次调查中很快进入中情局的视线。他们在埃姆斯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设备，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当局的监控之下。
1994年2月22日，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埃姆斯，此时他本人对那些监控设备还毫不知情。
当一名双重间谍被抓住时，等待他的将是惩罚。不仅因为他背叛了国家，而且往往他们传递给敌对方的情报还会牵涉到其他间谍。鲁埃达表示，通常惩罚有2种方向。对于像苏联那样的政权，会在漫长的酷刑之后将其处决，在这个过程中会搞清楚间谍到底把哪些情报透露给了敌方。而在民主国家，双重间谍会接受审讯，并依据各国法律的不同判刑。最极端的定罪是美国，因为美国政府倾向于给这种人判处无期徒刑。
贝蒂出生在华盛顿特区。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她是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新闻社派驻夏威夷的一名记者。贝蒂实地报道了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即前往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新闻社的华盛顿分社工作。图为珍珠港事件后，贝蒂采访一位水兵以撰写报道。
贝蒂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1943年她加入战略情报局。图为贝蒂的特工证件。
原标题：鲜为人知的双重间谍故事：英国副领事曾被朝鲜策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