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老人
当年收破烂 也捐了20块大洋
一切如冯玉祥所料，王德谦和余述怀两个东西场首富的捐款，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自贡一带的盐商富豪，越来越多地投入到献金运动中。有24位盐商除团体捐献外，另个人捐献共300万元，还有77个盐商发起献金组织，约定每人每月献金1000元，直到抗战胜利。
普通民众也积极行动起来，现年96岁的杨淑清老人，虽然很多事情都忘了，但她依然记得，1944年，她在自贡新街摆摊收破烂，每天看到很多人上街游行，呼口号，最后，夫妻俩捐了20块大洋。一块大洋在当时能买什么呢？杨淑清老人说，一块大洋买一担米，都还有结余。
由于生产战略物资，自贡在抗战期间，受到了日军17批次的轰炸，死伤数千人。现年80岁的王德良说，一听到警报声，父母就拉着他的手“跑洞子”， 20几分钟才能跑到洞子，在里面待上1个多小时，等警报解除后才能回去。
自贡人表现出了难以想象的坚强，日军轰炸时，用钢板把井口遮住，日军轰炸结束，赶紧修复，又投入生产。
大型川剧《还我河山》编剧、自贡市作协主席廖时香表示，最开始，自贡人有一种“火铲没有落在脚背上，战争远在天边”的想法，但当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家园，将赖以生存的盐井和亲人毁灭，终于明白了国和家之间的关系。
王德良当年在自贡财神庙读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过自贡29中校长、大安区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王德良说，当时，虽然年龄小，但知道捐钱是爱国行为，是“买枪买炮打鬼子”，于是，他把10多元零花钱全部捐了。
当时的自贡，只有10个乡镇，人口仅22万，但形成了“献金跃居人前，爱国不落人后”的浩大声势，除设立献金领导机构外，还针对不同人群，下设了十一个劝募队。
自贡育才小学的学生，采取献金预赛、决赛等方式，献金10余万元，学生们“有绝食的，有以劳力换取的，有节省日用的，有以热泪向家长争取的。”
一位侯姓女学生，把父母给她做嫁妆的七八十万元全部献出。别人问她：“你不要嫁妆啦？”她动情地说：“国家不行了，衣裳越穿得好，便越没有人格。”她获得了全校献金第一名。
一个56岁的老伙夫凃得胜写信给冯玉祥，将自己挑粪挣得的200元法币捐出，这位老伙夫在信中说：我老了，不能和前几十年一样去打仗，只有在后方服点务，心里总觉别扭……只好把挑粪挣得的钱，全数献给国家。
全国纪录
自贡人均献金600元，还不包括实物
1944年7月22日上午，自贡蜀光中学召开“节约献金救国大会”，4万余民众，从自流井、贡井、大文堡、富顺县及10个乡镇，带着献金，向蜀光中学操场涌来，老人队、儿童队、妇女队、工人队……各式各样的团体，都打着锣，敲着鼓，吹着号，放着鞭炮，冲上献金台来。
盐都妇女们，除献金以外，还献出金戒指784只、金镯10双、金簪2双，还将其分别缝在缎幔上，组成两幅独具特色的图案：一个是“赤心爱国”，四角为飞机、大炮、坦克和军舰，当中是繁体字“爱”字，字当中是一颗鲜红的爱国心；二是“同盟胜利”，图为中、英、美、苏的标志，下面一个“V”字，象征胜利必将到来。
王典雄从父母那儿听到，当时，自贡最繁华的一条街就是正街了，不宽，游行的妇女们牵着金戒指织成心形的“被单”，在大街上游行，街道两边的民众，取下金戒指、金耳环，往“被单”里扔，那些不方便出门的小姐们，则从二、三楼往下抛。
自贡献金创下了当时全国的最高纪录：1.2亿元，平均每人献金约600元。还不包括大量金戒指、金镯、布鞋等实物，创全国纪录22项之多。
其中，盐业界包括盐商、盐业团体、普通盐工共捐献1个亿，占了90%。正如当年自贡《市府呈报本市节约献金经过情形》所描述的那样，当时，盐场既要躲避日军轰炸，又要增产赶运，经济早已运转不灵，不管是盐工还是盐商，都能茹苦负重，既为国家从事生产，支持抗战。在“举债度日之际，献金独有如此惊人之巨额，实足蔚为风气之先”。冯玉祥自传里回忆，“自贡盐工人均月工资仅2000余元，只够买一老斗米” ，但最后盐工们却捐献了1000多万元。
正如发起人冯玉祥评价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时说的那样，“也许从物质方面来说，对于国家的补助，实在是小得很，而从精神方面来说，数百万世人的心，是激荡起来了，是与抗战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了，这种无形的绳子，实在比有形的金钱更重要。”
西南财大原经济学院院长刘方健教授介绍，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法币发行总额还不过14亿余元，在抗战期间，税收骤减，国民党政府不断扩大法币发行量应对一切军政费开支，法币总体是一个不断贬值的过程。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100元法币的购买力：1937年两头大牛，1939年一头大牛，1941年一头猪，1943年一只母鸡，1944年半只母鸡……但无论如何，1.2亿元的献金，也是令人咋舌的。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飞 （自贡档案馆张国钢、自贡作家王明亮对此文亦有贡献）
原标题：赤心爱国 22万自贡人捐了1.2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