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张泽龙初中辍学后，只能不时去小工厂搬砖铲泥打零工。
老四张金鑫辍学后结婚，但户口问题使婚姻产生矛盾，离婚后患上了抑郁症。
总是让9岁女孩张晓曼满面愁容的，是她的“黑户”身份。
作为家里第七个孩子，她同其他超生的5个哥哥姐姐一样，难以取得户口，甚至因户口改变人生。
在此之前，二哥张泽金、三哥张泽龙、四姐张金鑫已相继因没有户口而无奈辍学。相同的原因还导致二哥、四姐无法如常人般领证结婚，抚养自己的孩子。四姐因此而患上抑郁症。
去年，通州区计生委开具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成为他们解决户口问题的唯一出路。但六兄妹总计70万元的费用让这个因超生而更加贫困的家庭陷入恶性循环。
老六老七正在读小学，因担心走上哥哥姐姐的老路，户口成为她们最大的心愿。
通州张家湾镇枣林庄，张伯增一家9口，因其中6个孩子为超生，长期没有户口。目前，还有4人须缴纳70余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后，才能补办户口。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七子之家
生下女儿张晓曼时，王茂臣已44岁，丈夫张伯增则年过五旬，而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七个孩子。
通州区张家湾镇枣林庄，这个九口之家因为超生而被众人知晓。
“就是想生”，被问的多了，张伯增夫妇也习惯了用这样简单的方式回答，且不愿再去过多解释什么。
1982年，经人介绍，刚满20岁的王茂臣嫁到北京通州枣林庄，丈夫张伯增比她年长7岁。王茂臣的户口也随婚姻落至北京。
1984年，长女张松涛出生。孩子刚能坐起来，村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敲开家门，主动为孩子上了户。也是在这一年，我国第一代身份证及相关制度开始使用施行。
女儿满月之时，开心的张伯增邀来亲朋，摆席庆祝，但种地为生的张伯增也始终认为，家里孩子要多一些，这样热闹。此外家里必须要有男孩，能下地干活。
而此时，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刚满两年，各地对超生处于严防严控状态。村里的房前墙后刷满各种计生标语，妇联主任带领着十余名计划生育宣传员，挨家挨户讲政策，“唠嗑时听到谁家怀了二胎，宣传员们会多次上门做工作：孩子不能留。”
张伯增回忆，即使脱口就能说出各种计生宣传语，但这并无法阻止自己的添丁念头，王茂臣也支持丈夫，“为他生孩子是理所当然的”。
1986年，张家老二出生，如张伯增所愿，是个男孩。
“计生事故”
然而，男孩的出生并未让张家就此停止添丁，反而像是打开了一道合不上的闸。此后间隔短或两三年，长则六七年，其余两男三女五个孩子接连出生。
这个7子家庭对村里来说是一场“事故”，一名曾参与计生工作的村民说，村干部曾多次告知张家，超生一个孩子，会影响整个村、镇、甚至区县的绩效考核，孩子上户也是难事儿。
多名村民证实，因计划生育衍生出的“一票否决制”，导致村里超生不敢上报，担心被扣除绩效、抹掉奖金。
同村村民张扬（化名）想要男孩，头胎为女儿后继续生育，被所在工厂辞去了带班班长的工作。村民李敏（化名）同样怀着再要个孩子的心情怀孕，计生干部敲门做工作时，李敏反锁家门，最后在姐姐家生产。
“但张家不太一样，不怕管，能闹，后来政府相关部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参与计生工作的村民诉苦，“孩子落了地，就是人命，对已出生的孩子没有办法。”
“但一个家庭超出这么多人，村里总要有个交代”，该村民回忆，张家三儿子出生两年后，遇上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对于没有户口的孩子，村里想出个招儿：就按“外来人口”登记。
难吃一口肉
7个子女也让张伯增夫妇压力巨大，最直接的困难就是经济拮据。
张家并不富裕，靠种麦子和玉米，家里一年有一万多的收入。因幼时一次意外左手断了2指，右眼失明的张伯增，每月还能再拿到100元的残疾补助。但杯水车薪。
张伯增在玉米地里开辟出约10平米的小块土地，种了黄瓜、茄子、豆角等家常菜。开饭时，王茂臣常炖满满一锅蔬菜，倒进不锈钢盆里，孩子们拌着米饭吃。
即使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也很少开荤。按父亲的预算，全家每日基本消费不能超过10元。肉不是想吃就能吃到，也不是节假日就可改善伙食，而是粮食什么时候卖出去了，父亲高兴，母亲才能买点肉回来。
1988年，西侧邻居家新盖了房，墙体比张家要高2米，张伯增迷信风水，认为这样会压了运气，当时存款不到100元的他跟亲戚朋友借了4万，翻新了主屋。
屋内只新买了电视和沙发，卧室用了省钱的水泥地板，客厅照明全靠一盏手掌大小的白炽灯。为了不使家里看起来太空荡，王茂臣买来两盏灯笼，从集市上淘来3元一张、写着“年年有余”“马到成功”等吉祥话的装饰画。
客厅墙面上还贴了4个“福”字，王茂臣太希望家里好运多些。
原标题：一家超生6个孩子长期没户口 计生委：需缴7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