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最后一天的晚上9点，北京室外温度为零下9摄氏度。在某大型商场门口，一个佝偻的身影趴在垃圾桶上，努力地摸索着里面的杂物。不一会儿，几个可乐瓶、几张废纸就被挑出来，分别装进她身后的蛇皮袋中。周围是十几个裹着羽绒服的年轻男女，他们正说笑着等红灯。
这个身影属于62岁的张明霞，一个在北京拾荒20多年的老人。在这20多年间，白天的北京，基本不属于她，环卫工人、保洁公司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清理垃圾桶，不让张明霞等拾荒者染指。只有等这些“正规军”下班后，她才从只有半人高的窝棚中走出来，开始一整夜的工作。
非但如此，即使在黑夜中，张明霞也要面对另外的力量。她不得不每月给所在区域的“老炮儿”上交一部分费用，否则，她很难在此地立足。即使这样，她收来的废品也常常被人偷走，也时常在翻垃圾桶时，遭到其他拾荒者的袭击。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多年来一直和拾荒者打交道。据他调研，在北京的拾荒“野战军”足足有15万人，分成多个“帮派”，分布在京城80多个地方。他们大多以“同乡”形式聚集在一起，分割各自的利益区域。
张明霞等拾荒者，就在“正规军”和“野战军”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很多人拖家带口，进驻到各个城市的垃圾场，复制着暴富的发财之路
张明霞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人从湖南老家跑到北京“捡破烂儿”的。刚来北京时，因为租不起房，她找到一处城中村，用碎砖头和旧油毡，靠着别人房子的墙根搭了一个窝棚。这么多年，她一直居住在那里。
从一开始，张明霞就卷入这个拾荒者的“江湖”。
城中村里的几十户家庭，大都是收购废品的河南人。虽然已做邻居20多年，但张明霞跟他们的交流并不多。
“他们也不叫我名字，就喊我‘蛮子’。”张明霞穿着一身捡来的旧棉衣，远处车灯照过来，能看到她的手皲裂出一道道伤口，里面沾满了黑色的污垢。她擤把鼻涕，红着眼睛回忆：“有时一个瓶子扔过来，我想去捡，他们就从背后使劲拍我，说要打死我。”
有时她一觉醒来，屋子里整袋的塑料瓶就不见了踪影。面对这些无奈，张明霞大多会默不做声，“我不跟人吵架，也不能惹麻烦”。
这个老人并不知道，那时的北京的拾荒者“帮派”，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激烈的争斗。她所经历的，不过是最平淡的一种。
据王维平介绍，最先进入北京“捡破烂儿”的是四川人。1987年的一天，一个四川巴中（原达州地区巴中市）人拿着政府部门开的“条子”来到他的办公室，说“想进垃圾场捡垃圾”。
当时王维平在市环卫局负责北京垃圾场的管理工作，“收集、运输、处理整个流程下来，一吨垃圾需要157元，既费钱又费事”。碰到有人自愿上门捡垃圾，他当即答应。“他们捡得越多越好，我们就省事儿了。”
获得同意后，这个名叫杜茂洲的四川巴中人带着家乡弟兄涌进了北京一处垃圾场。几乎在一夜之间，1000多亩的垃圾场围墙边上，全部搭起了一米半高的窝棚，500多人开始在那里生活。
在北京一座座垃圾山上，这些巴中人每月人均能“捡出”1500元，成了当时的高收入阶层。而当时王维平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200多元。
杜茂洲理所当然地成了这500人的“把头”，他们每人每月要向他上交500元的份子钱——这是来北京前，在老家当小学教师的杜茂洲不敢想象的。那时，他一年的工资只有400多元。
暴富的消息一传开，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成了不少人眼中的香饽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拾荒队伍中。当时只有47万户籍人口的四川巴中市，其中25万人散布在全国各个城市以捡垃圾为生。到上世纪90年代，河南、河北、安徽、内蒙古、江苏等省份的人，也开始拖家带口地驻进垃圾场，梦想复制巴中人的发财之路。
河南固始人老秦就是在老家做生意失败后，被邻居拉到北京“捡破烂儿”的。
“那时在家做生意欠了27万元，到北京捡4年破烂就还清了。”老秦坐在椅子上晃着二郎腿说。他的身后，是上下两层堆满塑料瓶的废品仓库。经过20多年的打拼，如今他已经成为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
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淘到了金子。
原标题：北京“拾荒者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