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帮派都设立了自己的“飞虎队”
自从巴中人进入北京的垃圾市场后，与北京垃圾业相关的一切，看起来都蒸蒸日上。不过，始料不及的是，与拾荒队伍一起膨胀起来的，还有行业内的恶性竞争。
“从前，打架、械斗几乎是家常便饭。”王维平摊开手比画出一个圆形，“就这么大的地盘，四川人、河南人、河北人都想多占点，互相挤压。”
老秦还记得，当时为了抢首钢附近的一片垃圾场，“来了几卡车人，武器都用上了”。
在这种局面下，每个帮派都设立了“飞虎队”。他们是最能打的一批年轻人。王维平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庞大的群体已经成为北京治安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也有拾荒者一直回避这个“江湖”，他们大多呈“原子型”分布，与外界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联系。张明霞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没有找湖南帮派，也没有经历过那些血雨腥风，她也因此无法进入垃圾场捡“宝贝”，只能年复一年地，依靠翻垃圾桶维持生计。
1997年，北京的拾荒队伍已经扩大到了8.2万人。这时，有关部门向王维平透露了一个信息：北京市刑事案件，其中七成以上是拾荒者犯下的。“有的人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污水井盖儿、绿地护栏、变压器、甚至地铁的电缆都给你铰了。”王维平说。
为了缓解这种越来越混乱的局面，王维平凭借自己的“三把刀”，最终促成北京10多个拾荒帮派坐到一起，商议解决方案。
“第一把刀是恩情，当时他们发家都靠我；第二把是我的官方身份，我主管垃圾场；第三把是，我这儿有执法队、城管。”王维平站起身，手臂在空中飞舞，描述着当时的场面。
“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分工：“四川帮”有5.7万人，负责捡垃圾；“河南帮”1.7万人负责收废品；“河北帮”1万人，负责在四环外接应——城里收来的废品运到这里进行分类回收，再卖给产业下游的废品加工商；“江苏帮”人数最少，只有1700人，他们负责回收地沟油。
这场“会议”奠定了北京拾荒者的格局。即便今天，一些“帮派”仍沿着当初划分的老路继续前行。
就在这场“会议”后，河南人老秦买了一辆小货车，开始在天坛附近的胡同里定点收购废品。这时，每个月除了给胡同里的“老炮儿”上交3000元外，他还能净赚上万元。
如今，老秦已经搬到了北京最大的废品收购中心。那里聚集了200多家废品收购商，其中140多家的老板是他的同乡，河南固始县人。
原标题：北京“拾荒者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