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头一回见老何，李大君跟他只聊了几句，“咦——，我就感觉，他跟其他工人不太一样。工地的总包、分包啊这些劳务关系，别人都稀里糊涂的，但他门儿清。”因为急着赶末班车，那天只聊了十来分钟。又接触了两回，李大君决定对老何做一次深度访谈。
连着访谈了三个晚上，就在路灯底下。老何晚上8点下班，谈到夜里12点回去，早上五六点又去干活。当时他46岁，正值壮年。老何上过高中，有一定的表达能力。他把自己这半辈子，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老何不到20岁就开始外出打工，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
有一年，他在广东惠阳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个活，是干风钻的。“工资好高啊，是我在长春做建筑时工资的4倍。”钻机开动后，四周灰尘弥漫，旁边人的面目都看不大清。“一天下来，鼻子里、嘴里、耳朵里都是灰尘。”第一天干完后，老何就给自己弄了个口罩戴上，但一块干活的风钻工，没有一个人戴。
“他们还笑话我戴个口罩，一个乡下人跑城里装文明来了。但我总觉得还是戴着心里踏实一些。”谁也没料到，十多年后，老何身边这些身强力壮的工友，很多人患了一种高死亡率的职业病——尘肺病。
在建筑工地打工，生活艰苦，常年风吹日晒，人看上去皮糙肉厚的。可一旦深入交流后，李大君感觉他们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粗粗拉拉的，也有很细腻的情感。“在他们粗糙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柔软的心。”常年离家在外的老何，一谈起亲人，整个人都变了。他绵柔似水地说起第一次跟儿子分开再见时的情景，听得李大君眼泪都快出来了。
老何的家，在四川阆中大山深处一个叫何家湾的小山村里。儿子一岁多，两口子就下狠心：断奶、出门打工。
再回乡时，已是两年后。
“穷怕了，就为了多挣点钱，狠心连续在外打了两年工才回。”老何说。那年腊月初，夫妻俩就从北京动身。“走前，孩子问啥时候到挡墙垭合儿（下车地名），他们好在那儿接我俩。从北京回老家，一路要转三四次车。到了挡墙垭合儿，还得走很远一段山路，所以我就没告诉他确切的时间，只说到了地方再打电话。”
下车时，是下午3点多，走了一段山路，快要翻过一道山梁时，老何才给家里打电话。“我们登上山梁，就看见一个背着背篓的小孩朝我俩跑过来，我父亲在他后面远远地跟着，大声招呼那小孩：慢点儿跑，别摔倒了。”
老何媳妇见状，扔掉行李朝小孩飞奔过去。等老何捡起行李时，她已经抱住了那个背着背篓的小孩。“我父亲见他们抱作一团，也停下了脚步。那一会儿，周围好像都凝固了。”
望着眼前的老父亲和小儿子，老何鼻子酸酸的，喉咙像被堵住了。好一阵才挪到他们跟前，问那个不知所措，想挣脱的小男孩：“你是何小龙吗？”
孩子仔细把他俩看了又看，才肯定地点点头。然后，指着老何的父亲说：“那个是我爷爷，我婆婆在家里给我爸爸和我妈妈煮饭呢！”当孩子的“我爸爸”、“我妈妈”叫出口时，老何的媳妇已经泪流不止，孩子已认不得自己的父母了。
老何两口子一边一个，拉着孩子的手往家走。孩子很不情愿，也很怀疑，不时扭头看后面跟着的爷爷。老何这才注意到父亲老了很多，老眼噙满泪水。父亲抽噎着只说出了一句话“这几天，车不太好赶”，就开始帮他们拎行李。
后来，李大君陆陆续续地整理出一份老何的“打工史”，差不多有7万字。“他很有代表性，大部分建筑农民工，都是像老何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三
其实，老何第一眼见到李大君时，并不信任他。“戴个眼镜，细皮嫩肉的，穿得干干净净，一看就不是在工地干活的，是老板手下的人吧。”
因为石二东，老何才转变。
石二东跟老何同在一个工地打工，因为高空作业坠落，导致腰骨断裂。伤还没好，老板就不让他再住工棚，工地也不给饭吃，石二东被赶出了大门。
老何讲，那会儿刚过完年，天很冷，晚上还下起雨。“夜里，能听见石二东敲大门的声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央求着开门，我们都觉得他很可怜。”
“是大君和那些大学生志愿者，帮助了石二东。给他送衣服、送吃的，给点钱，买零食，还陪他走法律程序。我感觉大君他们，跟石二东的关系很单纯，交往时像亲兄弟，不像是跑来忽悠我们的，这才相信他们。”
再听李大君讲法律知识啥的，老何也能听进去了。像《劳动法》，两兄弟一条条读完，再结合遇到的事情一起讨论。
“人明明是在工地受的伤，为什么就不认账？有时为什么越是狡诈的人，过得反倒好呢？”老何想不明白。那一年，工地接连出了好几起安全事故。为这，老板专门从四川请了风水先生，杀鸡、洒血、祭鬼。前后花了十几万，却不愿花钱加强安全防护措施，更没给工伤工人一分钱赔偿。
李大君告诉老何他们，80%工伤维权的官司，都卡在劳务关系认定上，因为老板根本不跟工人签劳动合同。经过石二东这件事，老何有了自我保护意识，知道了劳动合同的重要性，再在工地干活更加小心注意。可是打工多年，有经验、有技术的老何，注意来、注意去，还是摊上了事。
老何兄弟俩承包了一栋两层楼的墙模。由于工期紧，哥俩玩命地干，把行李搬到作业现场，连食堂都不去，最多时，连续干了28个小时。
老板还是不跟工人签合同，这次老何长了心眼。为了以防万一，干活时留下了记号：在塑料标签上，写上日期、姓名，然后绑在钢筋上，再打进混凝土里。每层楼、每个单元，都放几处地方，然后在小本子上把位置记好。
果然，完活后，老板变卦了。本来一个工是120块钱，现在只给100块。而且要等几个月后，年底再结。找来找去，到最后老板竟然说不认得老何兄弟俩。
“忍了这么多年了，我遇到过好老板吗？”躺在工棚里，老何说自己脑袋里像放电影一样，他想起了石二东，还想起15年前，一块儿在长春工地打工、受伤致残的堂哥。“15年了，农民工的地位提高了多少？要是再过15年，自己可能干不动了，可儿子正是打工的好年龄啊，难道他还要过像我一样的生活吗？”
“法律就像是国家铸的一口大钟，你不去敲它，它就永远不会响。”兄弟俩决定这次不忍了，要跟公司干一仗，用法律维权。
那一年，他跑了很多地方，农民工法律援助站、劳动监察大队、职工帮扶中心等等。
老何讲：“有些部门，我去了人家根本不理我。可是，只要有戴眼镜的人陪我一块儿去，态度就大不一样了。”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兄弟俩才从执行庭法官手里，接过七万七千元的支票。
一直关注老何案子的李大君，这样点评道：“这起看似普通的官司，被业内解读为建筑农民工‘追讨劳动合同第一案’。”但在工友眼里，老何能赢这场官司，只不过是他运气好。
“老何确实运气好！”连李大君也承认。“他是我这些年结识的工友中，最幸运的一个了。他打工30多年，一路走到现在，人还能这么完完整整的，真的很幸运，但他老婆就没他幸运了。”
“她在河北工地受伤后，我们帮忙联系北京医院时，她人基本上瘫痪了。”
原标题：为了父亲这样的农民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