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刻艺术历史悠久，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土后，随之而输入的佛教造像艺术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传统雕刻艺术的发展，一种全新的形式──石窟寺雕刻（包括摩崖石刻造像）于南北朝时期迅速在北方、南方、中原展开，成都成为至关重要的一个石刻文化高地。
嘉宾
向以鲜，诗人，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员。1963年生于川东。1983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师从闻一多高足王达津教授，主修唐宋文学，并开始创作现代诗歌，诗作《割玻璃的人》1988年获《诗歌报》首届中国探索诗大赛特等奖。长年投身于《全宋文》《儒藏》《巴蜀全书》等大型文献编纂工作，出版研究宋代江湖诗派代表人物刘克庄的专著《超越江湖的诗人》。近著《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为海内外首部全面梳理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发展的编年史著述。
手记
2016年3月20日 成都
在我心中，诗人、学者向以鲜具有多面向：置身诗歌的语境，他表达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敏锐与智识，滔滔雄辩，想象盘桓，妙语迭出；一旦回到学术领地，他立马收敛，轻松的表情浮现出一道光，立论、考据，有条不紊……我和他在望江楼公园，面对锦江春水，从学术到诗歌，从书斋到江湖，从丝绸之路到蜀身毒道，反复腾挪……向以鲜具有从事极限精神体操的秘密技术。
向以鲜自幼深受家学影响，古典诗词成了发蒙之学，可背诵上千首诗词，到大学时已写出好几百首。1982年，大二，他决定烧掉这些具有生命刻痕的诗词，全身心面对新诗：“现在想来的确有些遗憾，但当时就是为了告别。理由很简单，当我读到清代诗人黄仲则‘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等直指人心的句子时，发现我连清人都无法超越，遑论与唐宋诗人接轨！我很绝望；另外我觉得古人的诗词之心需要一种无法重现的语境，如果我非要去虚构那种语境，生活在当下的我就显得很别扭矫情。”
在与柏桦、钟鸣等诗人交往的同时，他一头扎进现代诗海，先后前往北京拜晤著名诗人顾城和四川籍九叶诗人陈敬容等人（注：九叶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他把十几首诗寄给了陈敬容，老诗人认真回信，修改了不少句子……可惜这些书信均伴随他生命中的十年沉默，消逝在人生的暗区。
这是向以鲜27岁到38岁的沉默，没有写一行诗。这种无诗的寂寞生活终于在2001年春节的一个黄昏，轰然裂开。那天他在南充的一条河边，看到一个老人牧放几只羊，内心涌起一股巨大的暖流，当晚开笔写下组诗《纳米，纳米》，由此一发不可收。2015年向以鲜1100多行长诗《我的孔子》，以最高票数获得第三届天铎奖大奖第一名。
向以鲜说，《我的孔子》由3个互文本构成：诗歌、引文和插图，对读者来说，能够拓展阅读与解读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我的孔子》体现了一个学者型诗人的特征，文本的创新意识、诗艺的圆熟与学识的互嵌达到了水乳交融之境。在这些诗句中，时不时透露出来的有关石刻艺术的见识，恰恰又成为这一天我们访谈的主题。
对话
我渴望激活藏匿在石头中的精灵……
在童年的乐园里与石刻结缘
记者（以下简称记）：年初，你磨砺6年完成的3卷本《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出版，200余万字，300幅精美图片，填补了目前学界尚无以编年史的形式研究石刻艺术的空白，重视石刻的文献价值，关注石刻作品的艺术手法、艺术成就以及风格变迁，是最为学界称道之处。你何时与石刻结缘的？
向以鲜（以下简称向）：我出生在万源县乡下，14岁之前在一个叫聂家岩的地方度过，那里有五六座元明时期的大古墓，有坟阕，有坟圈，有墓塔，更有各种菩萨造像以及带彩的石龛雕刻，墓园成了孩子们的乐园，置身其中，我从不恐惧。我喜欢那种红砂岩的颜色。这一经历在我心中埋下了石刻艺术的因子，后来我写作组诗《石头动物园》，石头成为一种生命寄托，很多场景就来自于此。
记：2001年你与钟鸣策划主持了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主题博物馆——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并担任馆长。这一阶段也是你问石、考石、悟石的阶段。
向：是的。大量阅读石刻书籍，参阅无数实物，进入了较为系统的石刻艺术研究。我总觉得一但石头被赋予艺术形式，石头就蕴含了生命。我渴望激活藏匿在石头中的精灵。那些来自大自然的石头，有着坚硬的质地，它能替代脆弱的生命记录下印迹，保存人们曾经的所思所想所为。
用“脚”写出石刻艺术编年史
记：一个意外，把你彻底激活了……
向：是的。2008年夏天，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史专家、策展人吕澎邀请我共同主持银川一座规模宏大的艺术史主题公园的设计。借此契机，我较为系统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古代浩大宏丽的石刻历史。我注意到中国艺术史尚无石刻艺术编年史，在吕澎激励下，我萌生了编纂编年史的愿望。
石刻学自宋后，便与青铜器研究一起，合称金石学。在学界，研究金石学的艺术性又主要以书法为主。基于此，我把目光投向传统金石学者较少留意的具有绘画或雕塑审美意味的石刻艺术品（如宗教造像及碑坊塔柱幢等），给予了大量考录。
除了利用川大古籍所以及博物馆的资料，这本编年史可以说是用“脚”写出来的。2008年开始，我利用一切外出机会，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石窟游历、摩崖攀援、残碑清理、断碣拓印，进行了大量田野考察。纸上材料、地下新出土材料以及口述史料，这多重证据法是我一贯采用的方法。后来，我决定用黑格尔的艺术发展三段式把中国石刻艺术分成三个发展阶段。
记：理由何在？
向：黑格尔概括的人类艺术发展规律，同样适合石刻艺术发展历程。按黑格尔《美学》表述，一切艺术的发展可以简略地划分为3个阶段：严峻、理想以及愉悦时期，这对应了象征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因此我的《编年史》也分为《严峻卷》，包括先秦编、秦汉编和魏晋南北朝编；《理想卷》，包括隋朝编、唐朝编和五代十国编；《愉悦卷》，包括两宋编（含辽金西夏）、元朝编和明清编。3卷又分为3编，再分为9个章节，这9篇通论，算是我的石刻艺术概论。
中国石刻艺术发展三阶段
记：你概括中国石刻艺术3个阶段，分别以神人分离、神走向人、人显神退为主要特征。
向：神人分离时期，是先秦以及秦汉时期，凸显神的威力；神走向人时期，神、人合体，雕刻注重细节，比如“昭陵六骏”，马站立姿势雕刻得栩栩如生，甚至马缰、马鞍、束尾以及马匹受伤中箭的位置等细部都逐一呈现，具有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到人显神退时期，即两宋以及元明清，人终于走到了雕刻的前台，石刻呈现出市井化、生活化、繁复化特色，石刻也丧失了神性，出现了“懒观音”、财神、寿星等题材。再往后走，石刻艺术更演变为工艺美术，寄托人们的审美情趣。
记：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的石犀属于哪个阶段？
向：这个石犀身长3.3米，身宽1.2米，身高1.7米，体重约8.5吨，以前学者指出其年龄2000多岁，保存非常完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认为它是中国雕塑艺术史的重大考古发现。我在发掘现场，凭经验判断它极可能是战国中晚期作品，硕大而略显粗笨的形体，威武又憨态可掬的表情，都体现了一种早期大型石雕的特征。这个石犀应该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石刻艺术史上最早的大型圆雕艺术作品。
记：我曾采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易立研究员，他也得出这一结论。
向：这是所见略同。石犀造型符合先秦至汉这一时期石刻的审美特点，沉静、庄重和严峻，保持了神灵与人的距离感和威严感。另外重要的一点是石犀身上的云翼花纹，我曾详细梳理其源流，古埃及艺术中格里芬神的造像就有迄今为止最早发现的云翼纹，亚述文明中人首牛身的造型也有卷云纹之翅。我判断天府广场的石犀造型，含有古蜀地区与古埃及、西亚交流的信息。
记：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时间比现在人们认为的要早得多。
向：宁夏水洞沟文化成为被世界最早认知、在中国最先发现的文化遗址，它与西方的石叶文化有明显关联，也是西方文化通往东方的第一次交流的证据。道教主神像，往往有三角形的胡须，这一造像来自波斯的拜火教。另外像著名的西王母，现代作家苏雪林就认为应该是两河流域的女神……远古时期，古人的穿越能力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
成都，一个石刻文化高地
记：一般认为，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经过佛教信徒近两千年的弘扬，对中国思想文化起了很大的影响。
向：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而最早的佛像却出土在乐山麻浩崖，这座佛的雕像通高28厘米，结跏趺坐，右手作“施无畏印”，表现“安乐一切”的意思。这座佛像对应于印度犍陀罗时期，是我国最早的佛刻雕像，证明了佛教在四川的传播不但不比其他地方晚，反而更早。这是研究中国早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和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等问题不可忽视的资料。
记：一般认为佛教进入华夏版图，与古丝绸之路的开发有关，你如何看？
向：我只是认为，巴蜀石刻透出很多未解之谜。如果说佛教与丝绸之路有关，那么为什么在古丝绸之路沿线，没有发现更早的佛教造像呢？
蜀身（yuán）毒（dǔ）道（据《辞海》读音）是指我国古代有一条从成都经云南大理、保山、德宏进入缅甸，再通往印度的重要交通线，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中国商人与掸国（今缅甸）或身毒（即印度）的商人进行货物交换，用丝绸或邛竹杖换回金、贝、玉石、琥珀、琉璃制品。公元前122年，张骞从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了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发现，“居大夏时见蜀布、卭竹杖，问所从来，曰东南身毒国。”历代官方记载上从未有过通商记录的西域国土上，张骞发现了大量独产于四川的蜀布和卭杖，说明商品均是从蜀身毒道而流通，这也暗示了佛教由此道路进入西南。成都似乎是“西来佛法”的大本营、终点站。
记：位于成都以西万佛桥的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佛像就震惊了海内外。
向：万佛寺遗址最负盛名的是窖藏佛像，这里曾先后4次出土石刻佛像二百余件，有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观音、天王、力士、伎乐、供养人诸多类别，又以释迦牟尼佛最为常见。释迦牟尼佛多为大型圆雕，身着通肩袈裟或褒衣博带式袈裟，袈裟前面形成数道平行的圆弧纹，为“曹衣出水”风格，是北齐曹国人曹仲达最早创造的人物衣服褶纹画法之一。
当时摩崖造像甚不流行，流行的是造型不大的佛像。我估计这与便于携带、运输有关。最重要的是这些出土佛像里有二十多件刻有纪年，为南北朝的刘宋时期作品。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找到比之更早的佛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谜团。
记：万佛寺还出土了7件阿育王像……
向：所谓阿育王像，其实是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造释迦牟尼像的简称。西蜀大地阿育王像的历史，也早在东晋。一个不好解释的现象是，阿育王像虽在史书中频频出现，造像在中国却极为罕见，仅龙门石窟唐子洞、简惠洞、敦煌莫高窟323窟偶有发现，考古发掘的阿育王像迄今只在成都出土，这说明成都是佛教进入东方的最重要点位之一。在我看来，万佛寺的部分佛像，代表了四川乃至中国南朝石刻的最高成就。(本报记者 蒋蓝/文 祥惠/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