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伶人坐轿的命令
艺人身份曾备受歧视
舞台上风光的艺人，生活中却因为“伶人”的身份备受歧视。档案显示，民国时期的艺人会因为看女宾被打、穿中山穿被抓、被禁止乘轿……实与今日有天壤之别。
川剧“浣派”传人之一的白玉琼(吴仪臣)，没想到自己偶然在公共场合穿了一次中山装，便被人给举报到了警察厅，遭到传讯并写检讨。
一份写于1927年5月的举报信上说：“昨在街头见旦脚(角)白玉琼着中山制服徜徉通衢，请求禁止……以示区别……”果然，白玉琼很快遭传讯，“承认于前月底曾经偶着中山服一次”。这位今天看来怎么也是“腕”级明星的艺人，不仅保证以后再不会如此着装，警方还“谕令转告同业”，要求其他艺人也不得有类似行为。
姬勇说，多份戏曲档案显示，当时戏曲艺人的确处于社会最低阶层，是与娼妓、乞丐等并称的“贱业”。一份1906年7月由四川通省警察总局颁布的《优人禁条六则》要求，艺人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家里，都不准请客和聚众喝酒;艺人不准穿着演出服上街;艺人招徒、搬家必须向警察部门报告登记。此后颁布的《优人规则》更加严苛，在“六则”基础上增加了违规后的处罚：罚作苦工、罚款，而不到警局备查的，艺人和戏班经理人都要处以拘留处罚。
1921年，四川省会军事警察厅又下发了谕令，要求艺人禁止乘轿。警察厅称：“近闻有戏园优人，居然乘坐拱竿大轿招摇过市，须知优伶与齐民有异……”于是，要求伶人要恪守本份，不得再有这种情况，否则严究。不准穿中山装、不准坐轿，这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可思议，不过却是艺人“贱业”的最真实写照。
川剧名伶陈素卿(白牡丹)不堪忍受艺人低下的地位，于1918年12月呈文四川省会警察厅，申请“脱除伶籍”。而当年，他在悦来茶园拜师杨素兰，曾因貌美艺精而驰名蓉城。只是艺术上再辉煌，也难掩社会地位低下带来的精神痛苦。姬勇透露，最让人感慨的是，陈素卿原本打算跳出伶籍“自谋营生、居家养父”，哪知8年以后，却因迫于生计，不得不重操旧业，可见旧时艺人的痛楚与无奈。而今日，陈智林、陈巧茹等川剧表演艺术家，频频摘得梅花奖，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行业歧视也不胜枚举。一份1925年四川陆军第二军宪大队写给四川省会警察厅的信函显示：艺人杨玉冰在戏园演出时，被宪兵发现“调窥妇女”，于是“责以手心数十以儆效尤”。“调窥妇女”是什么罪?姬勇说，其实就是艺人在演艺之余，情不自禁多看了几眼女宾席上的观众。而按民国规定，艺人坐台下观戏都是被禁止的，你竟然还敢盯着女宾看，挨打活该!
除了身份卑微，艺人也生存多艰。相书艺人邹明德1934年申请花会期间在群英茶社说书，用了“正人心邪正、辅助社会教化”的理由，同时“养家糊口”，没想到警局只批复了“碍难照准”几个大字。可一旦需要让戏曲捐税时，警局便狮子大开口。1913年的一份“报效军需数目单”显示：成都悦来茶园等三个戏园在正月共演出15场，除去演出费用，上交的军饷共计2944元，这在当时可以购买到12吨大米。
让人唏嘘的是，尽管当时艺人地位低下，但他们并未忘记社会责任。抗战时期，成都的川、京剧等艺人排演了大量宣传抗战的戏曲。春熙大舞台1938年5月向警局呈报的一份说明显示，台儿庄战役1938年3至4月打响，同年5月，春熙大舞台就排演了《台儿庄血战记》，鼓舞成都人民的抗日士气，并颂扬以王铭章烈士为代表的川军勇赴国难的英勇事迹。
原标题：翻开泛黄档案 聆听百年前“锦城丝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