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长征的胜利是“红军的道路”的胜利，是红军指战员道路自信的结果。
一、“红军的道路”之形成
何谓“红军的道路”？红军的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红军的道路”靠什么实现？答案是：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开辟新世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全国各地武装起义，建立了人民的武装，在成功与挫折甚至失败中，为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经过许多同志特别是毛泽东的努力，最终达成了这样的认识和行动：只有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使革命力量获得生存、积蓄和发展。
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的经验，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特点，阐明了小块红色政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论证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把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就从理论上指明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把这条道路称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道路。由于中国工农红军对于走这条路体会最深，执行最坚决，效果最好，为此毛泽东把这条革命道路又概括为“红军的道路”。
为了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总结茶陵工作经验教训时，给工农红军制定了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文中强调红军开展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解决红军给养问题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负担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批评了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的思想。
在从1927年人民军队诞生到1934年10月的7年中，红军把自己当作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还积极通过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建设革命根据地。全国红军最多时曾达到30万人，根据地曾遍布于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其中有赣南、闽西、闽浙赣、湘鄂赣、湘赣、湘鄂西、鄂豫皖、东江、左右江、海南岛、闽东、苏北、陕甘边、陕北、川陕以及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因而赣南根据地以及与它相连的闽西根据地，被称为中央根据地。
1934年秋，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破坏，红一方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放弃历尽艰难所创建起来的中央根据地，东南地区的红军亦在敌人围剿下先后离开根据地，使革命遭到极大损失。但在此后所进行的长征，依然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正确道路的继续，人民军队依然坚持“红军的道路”，并取得了胜利。
二、长征中红军的群众工作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被迫长征，在敌军重重围困中的战略转移，使红军陷入了无后方作战、前进方向不断调整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党领导的红军仍然遵循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把长征作为宣传、争取更多群众，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在更大范围内扩大“红军的道路”影响的机会。为此，长征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级指挥员，依然坚持群众路线，高度重视并亲自抓群众工作。
中央红军出发前一天即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部署长征中的群众工作。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工作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具体要求有五点：1、健全军团和师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门的组织与工作。加强对中央派来的地方工作团的领导与教育，必须把地方居民工作开展成为连队的群众运动。2、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进行进出宣传与纪律检查。3、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尽量召集伙食单位的群众会议，广泛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4、严格执行阶级路线，发动连队进行扩大红军与搜集资材的革命竞赛。5、尽可能地在沿途建立秘密的群众组织与党的支部。
1935年2月16日，红军在赤水河地域作战期间，《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全体同志们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还指出：拯救他们，组织他们起来斗争，号召他们加入红军，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斗争，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是我们全体同志的神圣任务。严肃我们部队的纪律，加强我们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是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的重要条件。
红军长征处在行军作战的动态中，需要克服数不尽的艰难险阻。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指战员遵照上级指示，仍然把做群众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一是人人做群众工作。各个部队政治机关，连队的地方工作干事、地方工作组很活跃。红军指战员人人注意进出宣传，传播胜利消息。有的部队向地方工作干事、地方工作组和党团员提出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写三条标语，积极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每到一地，注意调查社会情况，了解人民生活。每个党团员一个月内要完成扩充一名新战士的任务。
凡是红军经过的地方，用木炭、石块、粉笔、铅笔、毛笔等在墙上、路上、地上写标语、口号。“打倒卖国贼！”“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切爱国者联合起来对日作战！”“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天下穷人是一家”“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随处可见。还有许多标语口号是针对当地实际写的。红军在宣传群众方面，真是走一路，红一线，驻下来，红一片。
二是保护工农贫民利益，遵守铁的纪律。红军规定：红军所到之地，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性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部队控告。1935年12月23日、24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等领导，随部队跟进、检查发现一军团部队纪律严明，三军团、九军团等部队并未认真实行“八项注意”，4位首长随即联合签署命令，分别向三军团、九军团严肃指出：“你们与一军团纪律比较恰成反比例”“军委与总政治部严厉斥责你们这种不可容忍的现象，并责令你们严格整顿纪律。政治机关应负责发动每个连队党的组织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加紧动员向这种犯罪的现象作斗争，组织每个连队的纪律检查，严厉处罚故意以及屡犯纪律的分子以至枪决，迅速改善与居民的关系”。经过整顿，这两个军团的纪律迅速好转。广大指战员一切行动听指挥，绝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严格执行政策，不随便打土豪，不强买东西。说话和气，讲究礼貌。尊老爱幼，尊重当地民俗习惯，即使在战斗十分紧张、条件十分困难、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也不违反群众纪律，涌现了不少做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红军靠着铁的纪律，与群众保持了密切关系，得到了群众的同情与拥护。
三是扩大红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下发的文件，都把扩大红军作为一项重要的群众工作。紧张的战斗间隙，各单位只要宿营，尽管时间很短，都积极做动员群众的工作。广大群众从红军官兵平等、爱护百姓中，看到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人民军队，十分乐意参加红军。沿途红军足迹所至，无论村镇居民、各族各界群众以及信教群众，对红军莫不热烈欢迎，甚至直接参加红军，补充了部队的战斗员，壮大了红军。1935年5月初，红九军团占领云南会泽，仅两天时间，就“扩红”1300余人，除补充原有建制外，还新组编了一个营。红军在贵州转战期间，苗、彝、回、汉各族子弟参军者达6000余人。在甘肃境内，有成千的回族子弟加入红军。红军为尊重其风俗习惯，特地将他们编在一起，成立独立的部队。
原标题：长征的胜利是红军指战员道路自信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