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工资。双方口头约定，过年时，“老板”将孩子和钱一并送回来。
关于工资的数额，低收入的乡亲们很容易满足，往往是“老板”报出一个价格，父母感觉“大体差不多”就成交了。
就这样，今年农历正月，在邻居眼中“有点叛逆”的杨某朋被父母交给“老板”，“老板”承诺保证孩子的安全。随后，杨某朋便和后来出现在新闻里的“童工”一道坐车去了厂里。
王某英和他的儿子儿媳并不认识前来招工的“老板”，之所以能产生信任，是因为有一个当地的成年人曾在“老板”那里干过两年，认识对方，“知道是做活的，不是做坏事的”。
至于孩子到“老板”的工厂每天干什么活、有没有任务、工作的时间有没有上限等问题，“什么都没说。”老人摇摇头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孙子学习成绩不算好，自己也不想读书，“不怎么服管教，让他出去吃点苦，懂得生活的辛苦以后，再看他愿不愿继续读书。”
这是杨某朋第一次外出打工，老人说，家里不指望他挣多少钱。
杨某朋到了工厂后，曾给家里打过电话，但没寄过钱。他在电话中告诉老人，“别担心，吃的穿的都有，住的也不错”。
老人带着他的两个分别念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妹妹，继续在十二茅坡留守。
杨某朋的离开，并未显著减轻一家人的生活压力，老人仍然过得非常拮据，盼望着能在抚养两个孙女长大的间隙，能有点零工做。
但这个65岁的老奶奶在劳动力市场上并没有什么竞争力，除了采茶，其他每天能挣几十元不等的工作都不要她。
相比未来的规划，生活的艰辛迫使这位老人和她的家庭更重视当下怎样能活得更好。就这样，少年杨某朋离开十二茅坡，成为一名“童工”。
“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出去”
本次被发现的“童工”中，14岁的黎某龙和杨某朋一样居住在十二茅坡，两人的房屋前后排挨着。
黎某龙的家里摆放着一台“songli”牌电视机，其屏幕大小和15英寸的笔记本电脑差不多，此外，除了电饭煲、已不能脱水的老式洗衣机、电灯，就没有了任何电器。
房屋的墙壁裂开了口子，石灰大片脱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火砖。
对于记者的造访，黎某龙的母亲杨某妹有些不知所措，“我没进过学堂，连名字都不会写。”她风一般地跑出去，叫来自己的亲戚、同时也是邻居的熊女士和记者一起交谈。
前些年，黎某龙48岁的父亲黎某昌在安顺等邻近地区打工，维系一家6口人的生活。今年，孩子黎某龙也开始打工后，父亲就去了福建，希望能挣得更多。
黎某龙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16岁的姐姐黎某健现在念初三，成绩比较好，获得了奖状，希望能继续念书；10岁的三妹正在念小学三年级；8岁的四妹念一年级。
熊女士告诉记者，杨某妹一家生活的贫困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在她看来，这种极度的贫困，是黎某龙小小年纪便不得不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
“就在前几天，杨某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碰巧有人过来收废品，她就把一个废旧的烤火炉子当废铁卖了，3毛一斤，卖了15元。”熊女士说，“她靠这15元支撑了几天，现在又没有钱了。”
“孩子上学的时候，杨某妹会一个人吃午饭，中午从来没有见她吃过肉。”熊女士噙着泪说，杨某妹经常用一点辣椒、加上没油的野菜，就着一碗饭，冲点水，“泡着就吃了”。
“有一次，她生病却没钱了，发烧、头疼，还晕倒了，我就借给她100元，让她到医院去看看。”熊女士说，“没想到，过了几天，她把钱还给了我，说自己在床上睡了几天，多喝开水，没去医院，病也好了。”
在搬到十二茅坡之前，这一家子住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某村，因为那里的房子已经破旧得无法住人，“实在没办法了”，10多年前，一家人搬到了十二茅坡。在这个看上去能找到打工机会的地方，杨某妹希望能分担丈夫的压力。
“老板需要零工的时候，我就去。”让她沮丧的是，没文化还得照顾孩子的妇女并不吃香——老板需要的是可以长时间干活的人，“我很难打上工，一个月能打三五天就不错了。那些老板说，‘你是带娃娃的人’。”
46岁的杨某妹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传统农业补贴家用。她收割的稻谷能让一家人吃上饭，“实在没钱了也能卖一点钱”。
原标题：他们为什么当“童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