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系统的转型挑战
全面两孩政策既是生育政策的历史性转折，也是计划生育系统的巨大挑战。这意味着计划生育工作旧有的人口观念、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都要进行大变革，需要真正从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转向提供服务为主。
与转变工作内容相比，转变人口观念任务更加艰巨。
浙江省一家事业单位的计生办主任告诉第一财经，一般来说，基层的计生工作人员对全面两孩政策是欢迎的，因为工作难度大大降低，压力变小了。
“政策放开了，不需要再强制着不让人家生二孩了，我们轻松多了。”这位有十几年计生工作经历的主任说。
处在计生系统不同级别领导岗位的人士对于全面两孩政策的心情比较复杂。“我感觉到他们不大情愿，还是有拖延抵抗的心态。原因很简单，就是改革之后还有没有位子。”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计生内部人士说。
据第一财经调研，一方面由于习惯了过去管控人口的工作方式，对新的服务工作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熟悉，另一方面由于旧有的“人口是负担”传统观念，在不少地方还存在对全面两孩政策的消极抗拒和拖延。
这具体表现在，国家层面目前的政策口径是鼓励按政策生育，也就是鼓励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但在部分地方力度远远不够，反而设置种种障碍阻挠。一位读者向第一财经反映，山东一所高校，仅仅给生育二孩的女教师60天的产假，远远低于《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158天。
除此之外，过去独生子女政策下的计划生育考核体系依然未变，计生体系仍然按惯性运转，管理和控制意识浓厚，服务意识不足。广东某市的计生部门2016年仍然发文，要求在录用、聘用员工时必须查验计划生育情况证明，超生人员未处理或处理期未满五年的，不得录用、聘用。
也有个别地区的计生机构意识到当地的低生育率形势严峻，提出积极具体的鼓励生育呼声。比如今年9月宜昌市就发出公开信，呼吁公职人员做表率，形成生育小气候。
但此公开信很快从网上撤下。有关人员也不再发声。
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之后，多位人口学者建议，应该通过延长产假、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等做法，减轻生育二孩家庭的养育成本，鼓励更多人生育二孩，否则全面两孩政策也有可能像单独两孩政策一样遇冷。
从过去一年的实际看，鼓励生二孩的做法远远没有到位，相反，在部分省市的计生系统和单位，阻碍政策落实的现象屡见不鲜。
低生育率大势难改
增加劳动力供应、缓解老龄化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两大初衷。王培安在全面两孩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每年新增的出生人口平均可能达到300万。到2050年可增加约3000万劳动力，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降低2个百分点。
第一财经采访了十余位人口学者，尽管对于目前生育率实际水平判断略有不同，却一致认同，从目前全面两孩的实施情况来看，增加出生人口的效果难言乐观。
北京大学人口学者李建新认为，目前80后成为婚育主体，这一群体婚育年龄的推迟趋势非常明显，主动选择不婚或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育龄妇女正在迎来断崖式减少，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非常严峻，全面两孩政策根本无法改变这一危机。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学者郑真真认为，尽管2016年全年的出生人口数据还未公布，但是可以看到，中国在2014 年后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并过渡到目前的“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出生人数并未出现大幅度增长。
她提醒，有关部门应该注意到，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部分地区和文化中依然存在男孩偏好，早育、 多育在绝大部分人口中已经不是主要问题，而少生、晚生在一部分地区尤其是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优先关注的问题应当是长期低生育的风险，而不是对个别三孩出生的控制。”郑真真说。
根据2013年全国开展的城乡群众生育意愿调查，中国民众的理想子女数为1.93。卫计委官员多次引用这个数据，来证明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可以基本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
由于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存在较大的落差，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根据不同学者的研究，大致在1.4~1.6之间。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表示，即使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对生育率的影响也已经很小了，因为影响生育率的不光是生育政策，还有子女照料、女性就业和城镇化等。考虑到人口跟资源环境各方面的紧张关系，应当稳妥推进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
李建新、陈友华、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等多位人口学者认为，既然目前的政策生育率已经高于民众的生育意愿，三胎以上的超生数量很少，控制生育的成本过高，没有必要继续。他们建议不要止步于全面两孩，而是应该尽快放开生育限制，把自主生育权还给民众。
原标题：全面两孩一周年：多出生人口一百万左右，远低于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