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中的杜甫
安史之乱天下残破，而成都却没有受兵火之灾，仍然物阜民丰，歌舞升平。公元759年底，即唐肃宗乾元二年，杜甫携家眷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来到了成都。他感到自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成都府》一诗中，杜甫叙述说：“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杜甫对成都的第一印象，除了城内高大华美的房屋和冬天也郁郁苍苍的树木外，就是满城的音乐之声。他对这个音乐的赞美，在另一首诗《赠花卿》中更明显：“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居住了3年零9个月，前后作诗约250首。成都这几年是他人生中最为安定舒适的一段岁月。诗人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生活，享受闲暇时光，他观察和描写的视角与心态也就有别于其他时期。成都温润宜人的气候，草堂清新自然的景色，滋润了杜甫的内心。他暂时抛开了功名和世事的重负，享受平静、本真的生活。诗风也一改沉郁孤愤，而转向了恬淡、清雅和愉悦。
除了与乡村野老打成一片，杜甫与当时成都周围的文人有广泛的交往，常常把酒唱和。
杜甫于永泰元年（765年）离开了曾令他魂牵梦绕的成都草堂。他身后的历朝历代，无论政权如何变换，帝王将相怎样更迭，有一点却不变，那就是人们没有忘记过胸怀苍生的诗圣。
1000多年来，每当草堂衰败之时，总有人出面倡导修复振兴，以彰显斯文。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诗人冯至在《杜甫传》中写道：“从此这座朴素简陋的茅屋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菱窠中的李劼人
1939年，日本飞机轰炸成都。李劼人在友人资助下，于沙河铺修建了几间茅草房作为居所，命名“菱窠”。
从1939年春举家迁入菱窠，到1962年12月与世长辞，24年间，李劼人一直在这里居住、创作。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天魔舞》和《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的修改和重写，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好人家》，翻译了相当数量的法国文学作品，梳理成都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的《说成都》、《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的衍变》等，也是在此所作。现在的成都已经不再是李劼人笔下的面貌，但他的故居还尽力维持原样，作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而顽强存在着。
原名李家祥，出生于1891年，其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他当过衙门小吏，办过报纸、杂志，曾赴法国留学，在大学做过教授，做过自由撰稿人，担任过机器厂的经理，合股开过造纸厂，开过饭馆，还在新时期当过成都市副市长，主管文化与城市建设。他交友广泛，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江湖中人。他为官，为商，亦为文。
如果想通过文学来了解“老成都”，最好的选择就是读李劼人。他本身就是巴蜀社会和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土生土长”的作家。除了少年漂泊和留学法国的短暂时光外，终其一生，都固守本土。成都平原物产丰足养成的人文性格，众多名胜古迹等文化美学积淀的熏染，市井酒肆中的说书、道情、清音等民俗艺术的影响，都铸造着李劼人的艺术个性，使其作品散发着浓郁的市民趣味。
始终是以一种近乎欣赏的态度来描摹他那如历历在目的西蜀古都。尽管他在作品中不时对于地方文化、国民性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但他又不自觉地因沉迷其中而减弱了批判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