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2月28日讯 戴淑琴沉默了一会：“比如有人5月算出，飞机7月回来，结果没回来；接着7月又有人算出，家人9月能回来，我们就又能靠这消息捱上两个月。”
如同飞机升空擦破云层，发出刺耳轰鸣，今年2月16日，马航见面会现场，失联航班MH370乘客家属姜辉，耳畔响起风的呼啸。
他茫然看向周围，不同于上个月水下搜寻宣告结束闻讯赶来一百多位家属。这场每月一度的例行见面会，恢复到平素的三四十人。
从最初的安置点丽都饭店，到北京六环外的顺义空港，和三年前一样，一切都没变，一切都没有答案。
会见室犹如密不透风的笼子：有人在角落默默抽泣，有人挥舞拳头，有家属霍然站起：“我们要人!”
2014年3月8日，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客机失联，机上有154位中国乘客。
三年过后，依然没有人知道MH370去了哪里。它成为航空史上最难解开的谜团之一。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曾在MH370失联两周年时发表声明，称“我们仍旧承诺解开这个谜团”。而对于仍在等待的家属来说，他们或许将用去一生。
失望
连着失望
钱报记者和64岁的文万成约在山东济南火车站见面。这天是2017年1月17日，他急着赶往北京。
他个子不高，头顶是一根根花白发茬。他找了个亮堂地方，边娴熟地打开一只针孔摄像机，对准记者。然后打开随身携带的一台老式笔记本电脑，记者和他对话的录像随即出现在显示屏上。
他说，他还握有几个T的音频视频，是从丽都饭店开始，和马航以及各相关方面会面时录的。
他的口头禅是：“我有证据!”
聊着聊着，文万成的手机骤然响了，记者的手机也跳出一条新闻推送：“马来西亚等国政府表示，对失踪的MH370客机的深海搜寻工作暂停。”
记者愕然看向文万成，他面色如常：“没事，飞机本来就不在海里，人还活着。”
文万成36岁的独子文永胜是山东一家大企业的总经理助理，受公司指派前往马来西亚出差。
记者看到文万成的车票上，价格很低，他才告诉我，他受过伤，和老伴两人都拿着残疾证。“失望连着失望吧。搜救结束，我们家属早几天就猜到了。”
几分钟后，就在文万成乘坐的那趟高铁即将进站之时，喧闹的人潮中，他突然俯下身，大哭起来。
2月26日，46岁的徐京红开车来天津火车站接我，她的母亲在MH370上。
曾留学日本的徐京红谈吐温和。2008年，抱着多陪陪父母的念头，她回国，嫁到天津，诞下一双儿女。
登机之前，母亲给徐京红发来微信，“家电你看着买吧，相信你，”还问：“需要给你打钱吗?”徐京红给父母在天津准备的房子，当时正装修。
3月8日，是徐京红的结婚纪念日。2014年之后，她和丈夫说，“我们再也没有纪念日了。”
61岁的戴淑琴的讲述中，则是自己悲伤的体验。她捋开染黑的头发对记者说：当听说妹妹一家五口乘坐的MH370失联之时，她似乎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鬓角以肉眼清晰可见的速度，一点点变白。
她觉得
自己魔怔了
失联乘客家属姜辉不曾想到，等待MH370的消息，会如此旷日持久。此前可参照的是法航447号班机，经历702天搜索，黑匣子打捞出水，机上228人葬身海底。
“这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失联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线索最少、可参照的数据缺失最多、乘客国籍最复杂、投入搜寻的精力和费用最高的航班，”律师张起淮字斟句酌地说。
他曾代理过伊春空难、釜山空难等多起重大航空案件，现在是文万成等二三十户MH370乘客家属的代理律师。
声呐在南印度洋12万平方公里的深海中艰难推进之时，MH370乘客家属的生活，也被裹挟进巨大的漩涡。
有人的子女本就是普通的赴国外务工人员，航班失联后，全家陷入窘迫，一贫如洗。戴淑琴整宿睡不着觉，140斤的体重在半年内掉到100斤。
她睡过一年多地板：“我觉得自己魔怔了，说飞机坠毁在小岛上，我没见过小岛，就想，小岛上有石头吧，我妹妹他们该睡在石头上吧，这么一想，我就觉得床烫得慌，睡不住了。”
她在屋里不停踱步，在北京刚停止供暖的季节，径直打开淋浴喷头，用冷水浇自己。
有时，姜辉会在北京接到风尘仆仆赶来的外地家属。年迈的老人，捧着尚温热的疙瘩汤，提着沉甸甸的水果。他们告诉姜辉，“孩子这周末就回了，我得来接啊。”
他还拉开过一些家属的冰箱，惊愕地发现，满冰箱被食物塞得密不透风：“他们说，等孩子回来再买，就来不及了。”
许多家属，被确诊患上焦虑症、躁郁症、抑郁症或妄想症。
心理咨询师刘金鹏曾从2015年1月30日到2016年3月8日，受马航雇佣，为MH370乘客家属提供心理服务。
她难忘家属们的“痛苦、压抑、愤怒、哀伤和困惑”，“他们心理的压力和痛苦，伴随各种躯体的疼痛和不适表现出来，甚至达到疾病状态。他们需要治疗，持续的治疗。”
原标题：记者探访MH370失联者家属：他们依然在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