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６日以“政协委员谈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为主题召开记者会，５位全国政协委员分别就经济走势、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厉以宁委员：凝聚力量争取更好结果
在回答关于今年经济增速问题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誉院长厉以宁委员看好２０１７年中国经济的前景。他指出，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增速的两个提法值得关注，一是ＧＤＰ增长６．５％左右，二是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
他说，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效率问题，包括两个基础，一是物质技术基础，包括厂房、设备、原材料、劳动力质量等。另一个是道德基础，主要涉及人们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比如说人们有认同感，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只要凝聚起力量，全国上下都为开好党的十九大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年经济就会取得更多成就。
他表示，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阶段，结构性改革还在进行之中。中国经济需要在不断转型、改革中达到新的位置。现在不再呈现“Ｖ”型或“Ｕ”型增长，认为经济已处在拐点的观点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杨凯生委员：对金融稳定要充满信心
“我想对目前防范金融风险说两句话：第一，不能掉以轻心，要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第二，对金融稳定要充满信心。”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委员说。
杨凯生表示，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这些部署有的放矢，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和市场发育水平的不断深化，现在许多金融产品、金融交易行为已经变成跨行业、跨机构，甚至是跨监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显经验不足，法规也不尽完备，各个监管机构的综合协调不是完全有效。
他强调，中国目前金融风险是完全可控。拿银行不良贷款率来说，２０１６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是１．７４％，不良贷款额只有１．５万多亿元，是去年四个季度当中最低的，不良贷款的增加额甚至还是近３年来最少的。虽然去年商业银行年报还没有披露，但据了解，各家商业银行利润总额超过２万亿元。再加上十几万亿元的资本金，银行业消化目前不良贷款的损失或者稍微暴露出来的不良贷款的潜在损失的能力是充分的。“不能掉以轻心，也要充满信心。”
常振明委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企业来说最重要是创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创新，用科技手段来补这个短板。”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委员说。
他说，去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很大，但困难也不小。尤其是我国的工业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还面临一些困难，如２０１６年虽然钢铁和煤炭行业都超额完成了去产能任务，但今后将更多指向正在生产中的一些企业，难度会加大。这些企业退出产能后，遗留债务问题、职工安置问题等任务仍十分艰巨，可以说将进入攻坚阶段。
常振明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含义除了削减旧的产能之外，还要增加新的供给，用这些新供给来增加新需求。而衡量新旧供给的一个标准就是科技含量。科技含量就是别人没有的我有；大家都有的，我的性价比竞争力更强。只有靠创新，才能提高产品质量。
他指出，我国在一些高科技领域产能明显不足，比如半导体行业、集成电路方面，我国每年进口芯片花费的外汇超过进口石油。而在传统领域，如钢铁行业，低附加值“地条钢”仍不绝于市，高附加值特殊钢却奇货可居。当然，在互联网行业、通讯行业、高铁等方面，我们也有很多成功案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企业来说，更多的是机遇，要通过创新，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才能使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常振明说。
陈锡文委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委员表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农业综合效益以及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我国很多农产品生产多存在综合效益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个单纯品种数量方面的调整，而是要改变发展方式。”他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是实现两方面的创新。一是推进农业科技的创新，从良种的培育到栽培以及养殖技术的创新，一直到后续的加工储运等，都要采取一些新科技。二是要去推进农业经营体系方面的创新。
陈锡文说，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年“三农”问题的主题和主线。对农产品生产中存在的不适应需求问题，都需要进行改革。
他表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是调优农产品，让所有农产品质量往“优”的方面走，满足现在的新需求。第二是让生产更加体现绿色发展的理念，不是为了单纯提高产量而过度投入资源，用大量化肥和农药等。第三要有新的产品，新产业要从供给方面产生，让农产品消费市场更丰富，让百姓能够获得更喜欢、更适合的农产品。
“农业部门早就提出，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农药和化肥的投入量要实现零增长。现在有些省份已经实现了零增长，个别省份已开始负增长了。这样才可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陈锡文说。
钱颖一委员：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要靠教育
对如何加快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委员说，人才红利需要两方面发力：一方面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大力提高人的创造性，另一方面要在现有基础条件下培养大量、各种层次的技能型人才。
他说，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转变是必然的，同时也是一种机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供给侧主要推动力就是在于能够不断持续释放人才红利。“十三五”规划中专门讲人才发展战略，确立了人才发展的整体框架，有着深刻背景。
钱颖一说，我国高校在校人数是世界最多的，有着巨大的人才红利潜力。但是光有数量不行，还要靠教育质量。教育水平的今天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明天。人才红利、人力资本不会像物质资本投入那样立马见效，需要一个过程。
在回答关于实体经济如何降成本时，钱颖一说，实体经济降成本不仅要关注生产经营性税费方面的成本，还要关注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指那些与合同签订、实施以及与产权保护相关的成本，这取决于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等。政府工作报告把它称之为‘制度性交易成本’。”钱颖一说，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通过改革来实现。
原标题：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回应经济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