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习近平到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在听取四川代表团围绕推进四川改革发展、加强灾后重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等问题发表意见后，他对四川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肯定，并强调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打赢脱贫攻坚战。
今年中央下发了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4个一号文件。多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从新闻联播到田间地头，中央都表达了对“三农”问题的无比牵挂与重视。犹记得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的提出，为农业和农村工作指明了新方向。今年“两会”，习近平就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门作了强调与工作要求，可见农业的转型、农村的变化、农民的福祉一直倍受中央关注与牵挂。
如何接好中央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天线”，搭好落实到田间地头、农民心头的“地线”，需要地方政府既有“智取威虎山”的胆识与魄力，又有“捋起袖子干”的冲劲与勇气。成都作为经济比较发达的特大城市，农业占GDP总量比重较小，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但从确保1600万市民的“米袋子”“菜篮子”得到有效保障的角度，从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农民与市民同奔小康的高度，就能清醒、准确地意识到农业作为“安天下、稳民心”战略产业持久不变的基础地位与现实意义。当前，虽然成都在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成都农业基础设施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种养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程度还不高，农产品精深加工规模小，名优品牌少，优质、安全、生态的农业发展还不能全面保障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现实需要……面对现状，成都农业发展必须走高端路线，这也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面对农业问题，要实事求是；解决农业问题，则需要与时俱进。成都要确保市民的“米袋子”“菜篮子”安全，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必须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导向，优化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体系，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农业的质量和效益，从而进一步释放农业农村创新活力。成都的“蒲江案例”就是一个生动的实践。古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今有“橘生蒲江则价高，生于别处则滞销”。这是发生在成都市蒲江县长秋乡的真实案例。蒲江县生产的柑橘之所以价高销量好，在于其盯准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的高端目标，促进农产品供给由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蒲江案例”只是成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个小小缩影，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这无疑是成都进一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成都营造投资环境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抓手。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人才，要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据了解，成都市很多地方在创新农业发展上可谓卓有成效，在这些多样化的实践中，崇州实践是具有代表性的成功探索之一。其核心内容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社会化服务组织三大主体共同经营。而“农业职业经理人”的专业化、系统化培养，把农民由一种身份变成一种职业，更重要的是让这一批热爱农业、脚踏土地、一腔热血、满怀抱负敢为先的特殊“农民”有干劲、有奔头、有尊严！在“人人都想跳出农门远离农村”的当下，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不仅仅是保障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的需要，也是促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要落实到完善农村建设和改善农民福祉上。在成都，农民虽然较其他地方相对富裕，但是农民依然是成都精准扶贫的主要群体，这不仅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关系到生态环境保护，更关系城市可持续发展。成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有利于开拓现代农业的新局面，另一方面有利于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成都1979个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恰好是增加农民福祉的具体践行。这其中，以郫都区青杠树村、崇州市五星村、大邑县香林村、蒲江县双石新村、邛崃市周河扁等为代表的186个“小规模聚居、组团式布局、微田园风光和生态化建设”的新农村综合体，没有了昔日农村的脏乱落后，少了钢筋水泥的冰冷，多了恬然自得的温润和那份满满的“获得感”，也越发成为了城市的向往，都市人的诗与远方。幸福美丽新村的建设，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既富裕了农民又留住了乡愁，让全市市民享受到更多的生态福祉。可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农民增收、农村焕发新颜的一个有效路径。
中国要强，农业一定要强；中国要美，农村一定要美；中国要富，农村一定要富。当中央部署与基层实践同频共振，当农业文明与农耕文化相互碰撞，当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水乳交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更值得期待。我们看到在成都这片沃土里、草茎中、田坎上正满满积蓄起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个“春天”的力量。（马林增）
原标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都如何积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