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债
预算不足管理不善 桥修好了负债10多万
修桥为何超出预算那么多？金少林说，一方面是桥的设计改变了一些，另一方面，运输材料的费用多花了很多。此外，可能还有管理不善造成的超支。
小沟村主任刘大文回忆，修桥前，金少林曾找他商谈并透露，自己准备了八九万元。1995年11月，安必桥主体工程动工，1996年6月初步建成并投用。但原本预算8万元的工程，最终总投入超过28万元，金少林不但花光了积蓄，还欠下了10多万元债务。为了还债，他变卖了公路旁的三间门市，甚至连家里的电视机、石英钟也卖了。曾经风光一时的“金老板”一夜变成了“穷光蛋”。1997年，金少林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奖金也被他拿来还了债。
当年也参与了修桥的刘大文说，据他所知，开工后，金少林手下有30多人，人工费是10多元一天，每隔一两周就集中支付一次。仅他见证的，金少林至少支付了8万元左右现金。再加上赊欠的一些材料等，他估算金少林当时“至少花了二十多万”。为啥最终花费跟预算相差那么多？金少林说，一方面是桥的设计改变了一些，另一方面，当时没充分考虑到桥离公路较远，运输费多花了很多。此外，刘大文说，可能还有管理不善造成的超支。“比如人家拉来20立方米片石，他（金）也不清点，就直接记下来，有被人坑的可能”。
截至目前，金少林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因修桥一事，自己还有70多个“债主”，包括材料款、工钱等，共计应还欠款10.5万元。其中，他能准确说出名字的债主并得到记者证实的，包括刘大文、刘子良等15人。
还债
打工挣钱并自酿豆瓣 “力争80岁前还清欠债”
金少林说，希望自己酿造的豆瓣检测合格后，能够卖出去，或者能有厂家跟他合作。力争赶在80岁以前，努力把所有的欠账还清。
金少林介绍，1998年，他被一家饲料厂聘任为副总经理，但一年半后他离开了，“月薪只有500元，不晓得猴年马月才还得完债！”
为加快还债速度，1999年下半年，金少林开始自酿传统豆瓣、酱油等，他认为这些东西好卖，坚信自己一定会东山再起。但旧债未清，做豆瓣的启动资金从何而来？金少林称，做豆瓣的豆子、盐巴、坛子、场地租金、工钱都是赊的，“我以前开了那么多年店，大家对我还是比较信任。”
“白天做豆瓣，晚上还出去捡过破烂。”金少林说，那段日子确实比较艰难，有点钱了就还账，或者又去添置个罐子。期间，他还曾进城帮人熏腊肉。但因种种原因，频繁的搬家让他损失了大笔租地费、搬运费，豆瓣坛子也损坏了不少。去年，金少林在宝马镇高照村租了块地，总算安顿好了这些坛子。
据金少林统计，这些年做豆瓣、酱油，也让他欠下了差不多10万元债务，主要是材料、工钱、租金等赊账，后来陆续还了3万元（主要是帮人熏腊肉挣的钱），还差7万元左右。 不过，10多年来，金少林自酿的豆瓣从没有卖过。为啥不卖呢？金少林说，检验费要3000元，没有经过专业检测，他不敢卖。他说，送检需向相关检测机构支付现金，这个钱他赊欠不了。再加上2011年，因肾衰竭和脑血管硬化等，他彻底病倒，送检一事就此搁浅。原三溪乡文化干事梁瑞祥认为，金少林病倒是为了还债过于节衣缩食造成的。梁瑞祥说，金少林以前住在用编织袋围起来的 “窝棚”里，冬冷夏热，湿气特别重。
“我不想再折腾了。”站在装满豆瓣的坛子前，金少林说，希望豆瓣检测合格后能够卖出去，或者能有厂家跟他合作。他说，要力争赶在80岁以前，努力把欠账还清。
修桥补路 在中国乡村意味着什么？
桥
与中国乡村
仁莫大于济众
德莫善于津梁
修桥补路是中国乡村的传统美德。在漫长的历史中，桥在中国乡村甚至成为济世济人的象征物，也成为许多人飞黄腾达后实现社会价值的寄托物，个人捐资修桥蔚然成风，其中不乏衣锦还乡的达官显贵和富商巨贾。无论是外出为官，还是经商，他们总忘不了回馈故乡反哺家族，而采取的方式都是“仁莫大于济众，德莫善于津梁”。修桥在中国乡村也成为一种极高的“礼遇”。
眉山文化学者王晋川也表示，修桥补路被视为行善积德的表现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系，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的条件下，人们就把能给大众提供方便的行为视为积德行善的表现，当时做公益事业，修桥补路占很大比例。现在交通发达了，但传统思维延续至今，很多人仍视修桥补路为积德行善。
（综合江西日报）
他的遭遇 留给我们的仅是同情吗？
守护乡愁 更要守护乡镇精神
□张丰
在中国历史中，乡绅是农村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联系官与民并维持乡村秩序的纽带，也是乡村的纠纷调解员。但是乡绅的这种“权力”，却并不仅仅依靠财富和与官府的关系，更多是靠名望。所谓名门望族，名望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也有一些乡绅是乡村慈善事业的带头人。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乡镇精神。20年前，仁寿县农民金少林挣了几万元，在当地算是富人了，他想到了修桥。金少林可能并不知道古代的乡绅是怎么回事，但是这种乡镇精神一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无儿无女，就想有个好名声。儿女可以传家，而好名声也可以传下去。
金少林因此负债，他的困境，一方面是自己的实力造成的，另一方面，却也是一种时代病症。上世纪90年代，正是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的开始，大量青年的离开，人口减少，或许影响到了他的生意。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社会，铺路修桥，虽有乡绅带头，但少不了乡村青年的劳力，一个工程，往往是集体合力的结果。金少林修桥，成为一个人孤独的奋战，最终债台高筑，或许有时代的必然性。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可逆，但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在建造大城市的同时，必须保卫乡村。“守护乡愁”，更多的是守护这种传统的乡镇精神。乡村最美好的，并不是河山和空气，而是那种邻里互助、追求名望的乡镇精神。金少林的境遇表明，这种精神还在，但是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最终决定中国城镇化是否成功的，恰恰不是我们会拥有怎样的城市，因为对此人们有美好的愿景。决定城镇化命运的，是我们最终拥有怎样的乡村。没有精神的乡村，注定是空壳，也是社会的累赘。现在是该认真考虑守护或者重建中国乡镇精神的时候了。
原标题：一个乡村残疾老汉的修桥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