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吴留锁：“我没杀那个孩子”
5月6日下午，律师前往洛阳西北郊的河南省第四监狱会见了吴留锁。“他精神还好，身体还有些发福了，”王永杰称，令其印象最深的是吴留锁在其双臂上的刺青，“他左、右胳膊上分别刺着‘惨刑定罪’、‘冤枉终生’，左手腕上还刺着一‘手表’。他这是在抗议自己被冤枉定罪，超期羁押，”王永杰称。王永杰将京华时报记者的问题交给了吴留锁，又将吴留锁的答案带出监狱交给了记者。
京华时报：8岁男孩王社利是不是你杀的？
吴留锁：公安对我刑讯逼供，他们不让我睡觉，还用粗木棍来回来去地推我的腿，所以我才承认了。但是我确确实实没有杀8岁男孩王社利。案发当天，我都没去过案发现场，当时那事事发时，我正拿着锄头去村西坡的地里翻红薯秧，有3位邻居也在离我十几米远的地里翻红薯秧。
京华时报：你在向河南高院递交的上诉书中，还有高院在伊川县看守所审讯你时，当时也没刑讯逼供，你都说人是你杀的。
吴留锁：当时我被判了死刑，内心很绝望。后来伊川县看守所的管教多次鼓励我，让我写上诉书，说“中不中，你先写写试试”，我就写了。而且，当时我已经在邻村谈了一个女朋友，是那年春天到窑底村看电影时认识的。1984年9月被抓前还联系了，所以我不会去“鸡奸”8岁男孩王社利的，我背着这个这名声对我女朋友也不好。不过，当时我被判了死刑后，也确实不想活了。
京华时报：你在一次公判大会上喊冤是怎么回事？
吴留锁：1984年9月28日，我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故意杀人”的牌子，被拉到伊川县体育场开公判大会，当时有五六辆车，每辆车上有七八个人，我当时晕倒了，醒来时发现车要离开了，就在车上喊了声，“我没有杀人！”
京华时报：从1985年到1998年，从卷宗上没看到有司法程序进展？那14年你的情况怎样？
吴留锁：我一直在伊川县看守所被关着。我写了很多封催案信，一直也没回音。1998年刚过完年，有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来看守所见我，说“现在让你走，你走不走？”我说，“走”，然后我就说去拿铺盖。他们说，“别慌，你先写一个保证书，保证回家不找任何人的麻烦，”我就写保证书，考虑到当时青黄不接，我还写了他们要给我半年口粮。但这之后就没回音了。14年后洛阳检察院又起诉，洛阳中院还说我故意杀人，判我死缓，高院裁定也是死缓，我特别绝望，所以就在胳膊上刺青喊冤，好让以后见到我的人知道，我是被冤枉的。
京华时报：事发现场的脚印，说是你的？
吴留锁：在案发后、1989年春天在看守所，我先后被量了两次脚印，但我根本就没到过事发现场。他们拿走了我的衣服也化验了，后来也都还了我。我没有杀那孩子，没到过现场。现场即使有脚印，也不是我的。
□媒体报道
曾因担心“出事”而搁置取保
记者查阅90年代有关吴留锁的公开报道，曾有两本杂志报道了吴留锁案。其中《法律与生活》杂志于1998年8月，采访了当时洛阳市检察院的相关人员。报道显示，据洛阳市检察院监所处和起诉处的同志介绍，作为监督机关，市检察院为吴留锁的问题能得到圆满解决，付出了极大努力，但由于各政法部门在认识上不一致，相互推诿扯皮，再加上此案历史久远，办案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才导致了这种老大难的局面。
报道称，洛阳市中院两次将案卷退回后，市里将案子移送到县里，伊川县坚持吴留锁有罪，顶住不接。再后来，又以邮寄的方式将案卷邮寄到县里，县里又邮回市里。就这样推来推去，直到1992年，在市政法委的协调下，伊川县公安局才接下此案。
报道称，对吴留锁超期羁押的问题，曾引起中央、省、市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多次过问要求尽快解决此案，以免引发更严重的后果。洛阳市政法委也非常重视此案，于1992年1月13日召开市、县两级公检法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此案。
在会上，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面汇报了案情，陈述了此案无法定罪的理由。伊川县公安局也提出了本案无法定案的理由，一是作案时间无法确定；二是作案动机不清；三是物证不系统，即凶器镰刀木把上无指纹可鉴，作案现场赤脚印记已无法确定是吴留锁所留。
据此，联席会议纪要议定：“吴留锁案件已经失去侦查补证条件，伊川县公安局应对吴留锁做取保候审处理。”并明确“由伊川县政法委进行协调，做好善后工作”。但伊川县公安局坚持认为，吴留锁应由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因此案一审其曾被判处死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称自己没有取保的义务，吴留锁案现在不在法院这个环节上。两家为此争论不休。
1992年9月23日，洛阳市公安局长对此案进行批示：伊川县公安局据《纪要》精神办理取保候审手续，限9月30日办妥。之后，伊川县公安局经多次做受害人工作后提出，一是吴留锁取保后无处安家，生活无着落，容易出现意外情况；二是，受害方曾扬言要对吴留锁进行报复；三是吴留锁曾流露出要报复办案的公安干警。由于以上三点致使吴留锁没有得到取保候审。
京华时报记者张淑玲文并摄
原标题：被超期羁押14年男子狱中写信喊冤
